30年前的1月7日，茫茫夜色中，我们登上西去的军用列车。经过很多想象力加工过的任务传说，把大伙儿弄得视死如归。两三个大龄军官，头一两天才匆匆获批准结婚，暴饮暴食、极度透支之后的疲倦，让他们一头靠到背包上，便幸福地沉睡，打起比火车还响的鼾声。不时有运兵专列、地空导弹、大口径火炮载车擦肩而过。他们似乎在说，你们跟着凑什么热闹？
我两天三夜没能合眼，不是由于上前线的激动或紧张。欢送会上，别人给我泡了杯茶，离开座位我才发现，杯里的茶叶多得加不进几滴水。我一辈子记住了浓茶的厉害，醉茶的难受，让我从此只好与白开水厮混。
战俘收容所是支“多国部队”，很多人几天前才相识。我所在的中队有四个任职七八年十年的司务长，四个区队长中有两个由司务长改任。谁继续当司务长，谁改行当区队长，似乎由他们的体型决定。体型趋胖的两个改行，又干又瘦那个，继续当司务长，管中队伙食。希望改行的像管连队伙食一样，足够地细心耐心精心。又希望留任的，不至于让人产生会多吃多占的坏印象。
总政、军区联络部的教官为我们速成越语，恶补战俘营各项涉外政策规定，重温以往战俘管教经验。战前漫长等待的煎熬中，两个改行司务长一再担心，不久的将来，被命令必须与女俘同吃同住，该怎么办，虽然根本不会有这样的命令，但他们似乎很愿意那样担心一下自己。
大年三十晚，一台十七寸电视机被抬上窗台，一会儿黑白一会儿彩色的电视里，传出《紫竹调》、《绣荷包》的管弦乐，第一次看到交谊舞。从电视机背后突然传出一声怒骂：“娘的，众多将士在前方拼命，他们却在后方搂女人，这是咋了？”有人高声朗诵唐诗：“战士军前半死生，美人帐下犹歌舞。”从来如此。有人讥讽地高喊：“副政委，你那位置不错，正好从后面看她们屁股！”
战争打响后三四天，我们在火车站迎来第一批战俘。清冷的月光下，两旁闪着卫兵雪亮的刺刀。来自345师316A师的男俘们有的高昂着头，东张西望；女俘全都灰头土脸，没一个抬头。
我那区队的女俘，年龄最大的35岁，是我嫂子、姐姐的年龄，最小的16岁，只能做小妹。大部分是青年冲锋队员，来自孟康、老街、封土、柑糖等不同战场。她们通常手执两件常规武器：一支半自动步枪，一副激情四射的身材。前者用来防备我们的攻击，后者凭它到帅哥面前夺取胜利。我知道，把她们“请”到面前，是用了我们战士同样年轻珍贵的鲜血或生命。步枪被缴了，身材已沾上战争烟尘，她们还死守着最后一个堡垒——敌对的心。我们的任务，是攻下这个堡垒，用另外的武器和战术，不打不骂，不刑训逼供，甚至讽刺挖苦的语气都禁止使用。
R莲，黑小个子，发隆战斗中被俘。曾为我们现地指出暗火力点位置，但她对重述“立功”的“辉煌”经过，讳莫如深。
为了方便工作，上级给每个区队紧急增配一名女区队长。我的女区队长是个北京人，电台台长。她把女俘当电键来敲的管教方式非常不幸。为了尽快打开工作局面，她满腔热情地提审女俘，审问R莲时，得到的回答显然不是她所期待。急性子的她就用北京话表达不满和愤怒。R莲从她脸色、语气上感知到，马上用越语回敬。两个异国声音打起架来。她们说话的频率快得翻译都只好中断本职工作。气急之下，女台长脱下一只解放鞋，像敲加急电报一样（想来也不能那么敲吧），朝R莲头顶敲去，R莲闪身躲过，蹬掉脚上解放鞋就跑，女台长高举那只解放鞋，拼命追赶。她，哪是成天赤脚钻山越岭的青年冲锋队员的对手，除非让R莲与她比发报抄报。我听到消息赶到，女台长，已经倒在泥巴地上，口吐白沫，医生正在掐她人中。她成了第一个卷铺盖离开战俘营的管教干部。
阮氏兰，高挑个儿，把一只盔式帽走到哪儿带到哪儿。帽前有四五个显目的弹孔，帽后有干褐的血迹。那是从她变成死尸后的男朋友头上摘下的。盔式帽一直被她带出友谊关，带过零公里。跨过国界，迎接她的人把她所有物品（小到一盒虎头牌清凉油），当然包括那只盔式帽，统统没收。
阮氏耕，23岁，两片略往外翻的厚嘴唇，整天歌声不断，特别喜欢笑，一笑一口白牙。炊事班喜欢让她去帮厨，两个尽职尽责又无人替换的炊事老兵，大概也喜欢上了她的异域歌声与甜美笑容。一天开晚饭，正值倾盆大雨，阮氏耕在三步之外展开雨衣，朝我招手：队长、来！那一瞬间的感动，直到今天！我真想过去，躲进那雨衣，一同去食堂。她的动作定格有半分钟。不，你走吧，我用越语对她说，大概也带了点儿感谢之意。她不无遗憾地走了。赶到食堂，我全身淋湿，但没觉得冷。
范氏玉，爱穿件紫红的确良衬衫，一只手腕上带着缅甸玉镯，只要不张嘴说话，你很难说她不是中国人。躲在出老街的地道里已经好几天，她觉得危险过去，从很远的出口爬出来，刚一冒头，正正撞到我军守候的枪口底下。她的姐夫是华侨，几个近亲也是华侨，被俘后，反觉得比东躲西藏踏实了。两个民族，仿佛两个邻居，关系比歌里唱的“山连山、水连水”还要剪不断理还乱。问她想法，她的回答很简单：以前，多次来我们这边赶场，希望以后，能经常过来买东西，走亲戚。
R琴说她27岁了，我想27岁的人怎么也该再年轻一点。她用嫂子、姐姐对弟弟甚至上级对下级那种目光狐疑地瞅着我。我不想再听的，她都主动交待；我最想弄清楚的，她都避而不答。让她复述被俘的经过，她总说，你们都知道的。我指定她当三班班长，有意发挥她的年龄“优势”。
由于性别的原因，我给全体女俘规定，每次进她们宿舍之前，我都会敲门，在门外停留三分钟。一切不适宜让我见到的，必须在这个时间收捡隐藏停当。4月份后，滇南热得烤人。等待准许时，大股令人作呕的腥味直冲鼻孔。值日的R琴喊了一声“全体起立”，凉衣绳上那排大大小小的圆括号一样的女人用品不时磕碰到我的头、脸。二十多个年轻女人站在我身前身后，二十多双挑衅挑剔的眼睛盯着我的一举一动，我每被圆括号们碰到一下，就出现一阵窃笑。我命令R琴，把铺板掀开。众多女俘立即明里暗里阻止命令生效。我再命令。一张铺板掀开，再掀开一张，我命令把所有铺板全都移开。铺板下面，狼籍一片，尽是用过的卫生纸！我说，给你们二十分钟，二十分钟后我再来检查。没人再有窃笑的兴致，都乖乖拿起扫把、拖把。
我把常用的越语句子记满了两个本子，积累到近千条短语会话。窃窃私语，或吵吵嚷嚷的她们，但见我走到跟前，立马鸦雀无声，背地里说，当心这个队长，他听得懂。我逐渐赢得她们的尊重，使她们内心感到敬畏，化去对抗。
6月的一天（具体记不详了），送她们出友谊关。火车上，阮氏耕逾过众人，伸手向我要水喝。我把自己的军用水壶毫不犹豫递给她。她喝得很畅快，喝完，还用胸前白衬衫抹了抹水壶嘴。分别在即，R琴急忙通过小邱传话给我：她骗了我，她不是27岁，而是35岁。在那边，她也不是小队长，而是中队长（相当于连级干部吧）。还说，她被俘的原因，是老家还有儿子、父母，她不想死，也不信中越两国会一直打仗。这已在我意料当中，只是没想到，临走为什么还非要这样交待一番。
西线管女俘，前后半年。面对体制编制、武器装备、教育训练、党团组织、政治信仰、价值观念都相近相似的对手，而且是一群长头发爱淌眼泪的对象，这在我军战史战俘管教史上，应该都属首次。时隔三十年，我和我的战友们仍然为此感到荣幸。最不应该忘记的，当然是那些长眠在麻栗坡烈士陵园的战友，而不是我们，但我们同样没有辜负责任与使命，没有愧对国旗军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