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专家集体发声 “夜郎”是贵州厚重的文化品牌

我省专家集体发声“夜郎”是贵州厚重的文化品牌
 
　

  
 
　　10月27日，省社科联组织我省社科界、史学界专家学者召开座谈会，何光渝、范同寿、王鸿儒、翁家烈、梁太鹤、唐文元、顾朴光、刘长焕等专家从学术、文化、考古、经济等层面再次高扬贵州声音，并就我省如何开发利用夜郎文化和夜郎品牌进行支招。

　　历史不能变性

　　范同寿(贵州省地方志办公室历史学研究员)：我一看到“重建夜郎古国”的消息就有感而发，不应该混淆、偷换历史概念，不能混淆古夜郎国和以夜郎命名郡县的关系，历史可以打扮美化，但不能变性。

　　后世出现的“夜郎”只是借用“夜郎”之名设置的郡县的称谓，与古夜郎国完全不是一回事。汉以后的夜郎县设置，最早在晋怀帝永嘉五年(311年)，将原来的牂牁郡一分为二，设置平夷、夜郎二郡。夜郎郡管辖的4个县中，有一个即是夜郎县，位置在北盘江上游的今贞丰县一带。这个夜郎县一直维持到南北朝，梁朝简文帝时被东爨势力占据，以后便不复存在。

　　唐代的夜郎县有3个。唐高祖武德四年(621年)，将隋炀帝原设的明阳郡废弃，改置夷州。这个夷州管辖的13个县中，有一个就是在今石阡县境内的夜郎县。这个夜郎县存在了6年，到唐太宗贞观元年(627年)被撤废。时隔8年，唐政府在分辰州龙标县设置巫州时候，设置了一个夜郎县，归巫州管辖。这个夜郎县迄今仍有一些不同看法，有说在今贵州岑巩县一带的，有认为在今湘西新晃的。按照《旧唐书·地理志》的记载：贞观八年(634年)分辰州龙标县置巫州，同年置夜郎、渭溪、思徵3县。如此看来，这个属巫州管辖的夜郎县，应当在今湘西一带，即今人所说之新晃。唐代夜郎县的设置一是比较乱，二是存废时间不尽相同。

　　客观地说，只要历史上一度曾为夜郎县所在地的，称为夜郎故地(严格说来应为“夜郎县故地”)都没有什么错。但如果省掉“县”字的目的是偷换历史概念，刻意将其与古夜郎国相混淆，将本不属于己的历史文化硬拉来贴在自己身上，那就是故意误导后人。

　　顾朴光(贵州民族学院教授)：追溯历史可知，夜郎在古代地域几经变化，其中心始终在贵州境内，夜郎古国的族属则包括彝、苗、仡佬、布依族的先民，这是学术界的共识。借打造“夜郎古国”来发展旅游业，推动地方经济发展，这样的想法可以理解，但不顾历史基本事实的做法实在不够高明。

　　翁家烈(贵州省民族研究所研究员)：提出“重建夜郎古国”就涉及学术，看待历史不能脱离时空，汉代是邦国制与郡县制双轨并行的，最早的夜郎县并不与夜郎国并存，后在夜郎国灭后，又建夜郎郡和县，我们应该从时空概念上来理清夜郎国和夜郎县的概念。否则“重建夜郎古国”就是打着历史文化的招牌，在商业的意识和操作下，将历史文化变成附庸，歪曲历史割裂文化内涵。在当今文化多元化的世界格局下，真实性和完整性是保护文化的共同原则。

　　何光渝(省文联副主席)：夜郎之由来已久，省外省内都在争。诸如此类的事件全国皆有，炎帝、老子、李白、诸葛亮、曹雪芹等诸多名人的故里之争，乃至西门庆、孙悟空这类文化形象人物的故里之争，曹操假墓嫌疑，六个省对牛郎织女故事的明争暗斗，十几个城市争抢梁祝故里传说……借用一名网络用语：“哥争的不是真相，是名利”。值得学术界注意的是，如果专家学者在利益面前失去了应有的真诚、道义和良心，参与历史文化资源的“竞争”，制造“伪文化”，不仅是污染学术环境，更会造成公众历史观、价值观的混乱，给整个社会和文化带来不良的影响。

　　“夜郎”不是空壳

　　刘长焕(贵州师范学院教授)：黑格尔说，我们之所以是我们，是因为我们有历史。贵州是古夜郎的辖地，是不容争辩的历史事实。《史记》、《汉书》等历史文献的记载尽管语焉不详，但夜郎的边界确实是比较清晰的。新晃争夜郎，原因在于夜郎曾经在战乱中迁徙而留下一些历史印记，唐宋时期曾经设立“夜郎县”，我省应该组织一个专家团队来澄清这一历史公案。夜郎的消亡只是政权的消亡，而历史地理、人文地理和人类学意义上的夜郎，反而发挥着它永续的魅力，成为贵州最为厚重的历史文化。

　　王鸿儒(贵州省文史馆馆员、省社科院研究员)：这一事件触动了我省各方对夜郎文化的关注是好事。我研究夜郎文化10年的感悟是，夜郎不是“壳”，我省夜郎的出土文物最多，赫章可乐是贵州的“殷墟”，彝族是其主体和统治民族，夜郎后裔民族主要在贵州，从清代开始，贵州人就开始研究夜郎文化，夜郎文化研究的重镇在贵州，夜郎文化仍“活态”留存于民间，贵州人以顺应自然天人合一，铜鼓一响一呼百应的团队精神，歌舞养心的自娱精神都能在夜郎文化里找到源头，夜郎文化就是贵州的文化符号。

　　顾朴光：关键是我们要脚踏实地地开发夜郎文化。在眼下的舆论关注中，我们要集中学术力量来对夜郎古国在贵州，夜郎古国与夜郎县，夜郎考古的成绩，夜郎的先民和族属，夜郎的疆域，学术研究重镇在贵州等方面的问题进行论证论述，让世人知道“夜郎”真正的历史和文化。

　　梁太鹤(贵州省博物馆研究员)：在现在的文化氛围下，面对这样的事件，我们用历史文化资源来发展经济应该有什么样的心态？要预防矫枉过正，我们在考古方面并没有特别有力的证据，所以在这时我们不能学术冒进。同时，我们要有宣传夜郎的高质量的研究成果和书籍，这样才有持续的效果。

　　合力铸造品牌

　　何光渝：花50亿元打造一个现代夜郎人造景观，是一种经济行为，和学术不是一码事，也不防碍我们贵州自己打造真正的夜郎文化。我们要做的不是去与谁争锋，跟谁叫板，不是坐而论道，而是要做好自己的事情，在学术层面，在夜郎研究方面要有新发现新突破和进展，为贵州历史文化研究作出新贡献。在旅游经济层面，帮助有夜郎文化资源的各地、各县，谋划好资源的民主、科学、可持续的保护、开发和利用。兴旅游、利民生的文化牌要打，但不要过度开发，要打出真正的文化精神，以文化学术为支撑，做出自己的、与众不同的差异化旅游产品，各地各部门要形成合力，做好这篇大文章，而不是低端的同质化的产品。

　　唐文元(贵州省博物馆研究员)：我们不争论，但我们不失语，我们要大力宣传夜郎的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还有民风民俗，宣传真相就是对古夜郎国最好的解释和诠释。同时我们要有计划有步骤的建设夜郎遗存，我们的投入太少，赫章可乐是公认的夜郎考古遗址，我省赫章、六枝、桐梓、镇宁等地可在整合资源协同开发的前提下，打出自己富有特色的夜郎文化牌。

　　王鸿儒：如果还是各地各行其是，那我们夜郎文化开发的前景堪忧，要在政策和政府部门的牵头下协同开发，要政府、学界、民间几头热，才能弘扬夜郎文化。我省夜郎文化开发要形成一个网络，要有中心和支线，要以百万人口以上的区域作为中心，否则多半亏损。我考查过不少人造景观景点，如果没有百万人口的区域支撑，多半养不起人造景观。

　　范同寿：我们要用发展文化产业的气魄，出大手笔整合省内资源，研究确定一个各方都能受益的项目，举全省之力开发夜郎文化。近年来的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喊得很响，启动热闹最后收益低迷，投入与产出不相匹配，热闹一阵以后，留下的更多是反思和后悔。贵州夜郎文化保护与开发面临的环境与国内其他文化主题相比，处境显得更艰难，如何思考、决策与实施需要超常的智慧与胆识，需要跳出局部地区的利益小圈子。

　　在现在文化与经济相互渗透，文化还成为经济发展引擎的形势下，夜郎问题的研究不能再仅仅是学术和民间的、可大可小可有可无的境地，有关部门要出来主持和支持学术论证和项目实施。
 
 
          作者： 本报记者　黄　蔚 　编辑： 陈冠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