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之际，有两个地方的商人以豪富自夸。其一把持帝国对外贸易垄断特权的广州公行商人。

　　随着西方商人在东亚实力的增强，广州的行商利用清政府给予的贸易特权，大获其利。有记录显示，1820年代的一艘美国贸易船从，广州运茶叶回波士顿销售，行商获得的利润是美商跨洋奔波所获利润的三倍。根据法国报纸报道，鸦片战争前后的十三行总商伍某，家产估计超过2600万墨西哥银元。堪称是当时的世界首富。

　　不了解大清国情的外国人 一度将十三行商人视为首富群体

　　不过跟扬州盐商比起来，广东十三行商人在整体经济实力上还是免逊色许多了。两地商人财富总数虽无历史定论，但仅从两者向清朝政府的捐输来看，就不在一个级别。

　　从乾隆晚期到道光初年，广东行商捐输报效政府白银将近四百万两。而几乎同一时期的淮扬盐商捐输报效总额，高达三千六百万两白银。以此推论，扬州盐商的经济实力应该在广东商人的十倍左右。清朝官员也认为广东僻处天末，真正有实力的巨商不过数家，是远远比不上资产殷实的扬州商人。

　　如果说行商的发财密码不过是一个“洋”字，那么扬州商人的发财密码就复杂的多。表面上看起来似乎是个“盐”字，实则是个“官”字。

　　明清两代制盐业制度相承，都是采用灶户个体经营模式为主。作为匠户制度的一个分支，灶户承担朝廷摊派下来的盐课。为了方便管理，又在灶户之上指明场商总领。场商从灶户手中收买食盐囤积起来，等到盐官召唤，就将食盐运到扬州集中，以事前协商的价格转交给贩卖商人。

　　从明朝开始 盐商就逐步成为了首富群体

　　明初食盐可以自由贩卖。后来为了解决边军粮荒问题，明朝效仿宋朝茶引制度，劝商人从内地运粮给边防军。然后发给引票让商人购买食盐转卖牟利。

　　万历四十二年开始，朝廷在两淮地区推行纲法。将每年出产的官盐分成固定批次，交给预先缴纳盐税的有实力商人。并将商人姓名登记造册，让他们成为拥有食盐专卖权的御用商人。这种专卖权的证明就是盐业历史上的重要概念“根窝”。

　　明清时淮南以煮盐为主淮北则是晒盐为主

　　“根窝”所依靠的是食盐官营的国策，其背后价值非比寻常，市场价值也是水涨船高。到了清朝中期，每一引盐的根窝价值上涨到2.5两白银。为了保证盐价平稳，清政府不得不规定每引食盐的根窝价格上限为白银1两。

　　手握根窝的贩运商们，自然安枕无忧，闷声大发财。尽管官营盐场卖给他们的价格并不真正便宜，但在灶户的低廉劳动成本之外，又附加上了国家税费、给官员私人的回扣以及盐商自治团体的基金等。

　　制盐本身就是一个庞大的产业

　　到乾隆统治晚期，每引盐卖给贩运商的批发价格在12两银子上下。这些食盐运到主要销售市场湖北、湖南、江西等地，保守估计可以获得每引3两的利润。

　　25%的利润率看起来并不惊人，但请不要忘记这是国家统购统销的，所以根本不愁销路的市场。

　　清朝中期的人口大爆炸，几乎消化了两淮地区所有食盐产量。即使有的地方食盐供应饱和了，官府也会将本年度的销售指标摊派到未来几年。这是因为政府要保证每年捆绑在销售指标上的盐课收入的稳定。

　　皇帝钦点的市场，在清朝中期的五十年时间里销售了700万引食盐。这些食盐的生产利润和贩运利润，绝大部分都进入扬州的盐场场商和食盐贩运商囊中。清朝官员李澄就说过：淮商资本充实者以千万计，次者以数百万计。

　　曾参与道光盐业改革的魏源也说：淮盐场商在经营活动中获得的利润估计超过五成。

　　扬州盐商们在暴富后的穷奢极侈模样，多半记载于当时一本扬州书册《扬州画舫录》中。时人给这些因国营事业暴富的商人一个带有贬义的绰号“盐凯子”，用来嘲讽有钱不知何处花的暴发户嘴脸。

　　为了维持比各地商人不知高到哪里的去的商业帝国，扬州商人穷尽心力要保住自己被国家钦点的专营商人地位。

　　他们主要在三个方面做了一些工作：

　　一个是为清朝中期以后的重要军事行动提供财政支持，确立了乾隆皇帝的十全老人的地位。我们常开玩笑说，乾隆大帝哪一个蛮族没有打过?但离开扬州商人的巨额报效，这些征伐很难实现。

　　另一个是培养了一大批自己的子弟进入官僚系统，并利用积累的财富购买官职，建立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官僚-商人关系网络。

　　还有一个就是积极赞助本地知名文化人和各项文艺事业，为盐商博得了良好的社会声誉。比如清代文艺界的代表人物扬州八怪，许多人就受到盐商的资助。还有就是积极协助朝廷在地方的事务。这些都有助于盐商们在食盐专卖权的竞争中领跑他人。

　　《扬州画舫录》中将盐商称为“盐凯子”

　　但乾隆后期到道光时期，随着通货膨胀加剧和各种费用增加，“根窝”制度造成盐价高昂，高昂的生活成本引发了一连串社会问题。

　　道光十一年，经时任两江总督陶澍奏请，清朝废除实行了三百多年的引盐制度，改为票盐制度。实际就是废除官盐由造册商人专卖的办法，而改为任何人都可以运盐贩卖，凭票纳税。

　　一碗看似低调的扬州炒饭 就是那些年扬州盐商的生活品质体现

　　此项政策一经铺开，扬州盐商的商业霸主地位立即受到了极大的动摇。但我们还是要看到，票盐制度的推行，符合清朝中后期经济规模扩大的总趋势。从这一点来说，扬州盐商们稳固自身经济地位的个人努力，不可能抵御大清历史发展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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