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坐10年冤狱男子回家 前妻讨要450万国家赔偿
张辉、张高平(右)
拿起手中陌生的iPhone 4 ,张高平笨拙地划着手机屏幕,努力想要搞定这个高科技玩意儿。谁能想到,10年前,他是村里人口中“永远走在别人前头的能人”。那时,他已经换过4部手机,拥有5辆货车,月收入高达3万元。
对于外面这个世界,他的侄子张辉也极为陌生。这个曾经的司机,回到生活了二十多年的家乡,竟然也会迷路。驾照早已过期,他连方向盘都不愿摸,甚至试一试都不想。
他们在监禁的高墙里生活了将近10年。这期间,张高平的妻子和他离婚,张辉的未婚妻和他退婚,张高平的母亲临终前还念叨着儿子和孙子,张辉60岁的母亲如今头发灰白,牙齿掉光了。
2004年,这对叔侄因强奸罪获刑,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死刑、缓期二年执行。2013年3月26日,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依法对张高平、张辉强奸再审案公开宣判,撤销原审判决,宣告二人无罪,当庭释放。
“我要干干净净地回家。”张辉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说。重获自由前,他脱掉囚服,特意换上崭新的休闲西装和牛仔裤。张高平则在一家快捷酒店里洗了个澡。尽管如此,他还是摸着自己光溜溜的头顶,自嘲道:“太丑啦!”
“我出这趟车花了十年才到家,绕地球去喽!”
走下监狱法庭的三层楼,又穿过两道门,张辉一路小跑。叔叔张高平也迈开了腿,紧追着他的步伐,偶尔比他还要快。
“青春用什么都买不来。”张辉说。在监狱里,他从来不敢照镜子,难以想象自己如今的模样。
当他终于回家,站在村子的山上,环顾四周,除了脚下的油菜花,他几乎认不出自己的家乡。
张高平进了县城 “还以为到了香港”。3月26日这天,来杭州迎接的亲友组了个车队,“就像迎亲一样”。两个多小时后,这对叔侄终于回到了阔别近10年的家乡,位于安徽歙县的七川村。
当3月29日中国青年报记者来到七川村时,张家的家宴已经摆了三天三夜。红色的鞭炮碎屑铺满了张家门前的小路,把泥土盖得严严实实。
10年前,这对叔侄还没走到这条小路,就被公安人员“逮捕”,再也没有回来。
张辉至今还记得最后一次离开家的情景。2003年5月18日,他和叔叔像往常一样给卡车装好电缆,准备运往上海。
下午出发前,张辉和未婚妻道别。当时,这个27岁的年轻人还逗对方说自己已经戒烟。结果,未来丈母娘给他递香烟,他又抽起来,未婚妻嗔怪他,小两口一通嬉闹。
深深印刻在张高平脑海里的情景,是妻子为他做了几道好菜。饱餐一顿后,他和侄子爬上了货车。1965年出生的张高平一直想出人头地,16岁就到窑厂干活。2003年,他的货运生意已经做了十几年,拖拉机换成了大卡车。由于一个人跑长途辛苦又不安全,他就带上了侄子张辉。
这一天,叔侄俩在半路,捎带了一个姑娘,凌晨1点50分,对方下车。他们并不知道,这个姑娘第二天就被人强奸并杀害,直到3天后他们被挡在了家门外。
2003年5月23日深夜,张高平和张辉作为犯罪嫌疑人被逮捕。
“说我强奸杀人,连鬼都不相信!”张高平指着自己的鼻子说。那时他凭着能吃苦、讲信用,货运生意正红火。他已经换了5辆货车,最新的“解放牌”货车价值22万元。
村里人回忆,张高平很热心。早在他买第一辆拖拉机的时候,找他帮忙运肥料、搬庄稼,“就是一句话的事儿”。当地风俗,大年初七到初九,要赶三天集,每年都是他把全村人和他们的东西拉回村子。
张辉则是个内向、害羞的人,“跟谁都没几句话”。2003年,他和相处六七年的女友订下亲事,准备年底完婚。
“我那时最期待的就是能有个小孩。”张辉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说,“好好干两年,为了孩子再盖间新房。”
一切关于家的幸福憧憬,都在那条回家路上戛然而止。张高平的妻子在和他离婚后,“把家里值钱和不值钱的东西也带走了”。13岁的大女儿不得不拽着10岁的妹妹住进了大伯张高发家。
此后每个除夕夜,姐妹俩想通过电话,听听爸爸声音,都遭到拒绝。“不平反,我没有脸面叫女儿”,张高平说,连女儿寄到监狱的照片也被他退了回去,“不敢看”。
如今,一家人终于团聚。“我出这一趟车花了十年才到家。”张高平说,“绕地球去喽!”
“如果服完刑还不能平反,我绝不会回家,宁可死在外面”
在监狱里,张辉每天都想一遍家的样子:白房子上青灰的马头墙、门前孩子们嬉戏的场院、田里的油菜花。每到过节,他一个人站在靠窗的地方,冲着月亮大喊。他想念母亲做的红烧鱼,也会把一张和女友的合影贴身放着。
“但时间长了,家的样子、鱼的味道都模糊了,抓也抓不住。”他说。
张高平也想回家。有一次,他在监狱的超市里见到家乡特产“北岸贡菊”,捧着包装袋看了两天,心里想着:到了北岸,就快到家了。
但他坚决地表示,“如果服完刑还不能平反,我绝不会回家,宁可死在外面”。在监狱里,他见谁都喊冤,也从不认罪、更不争取减刑,因为“没罪哪来的刑”。
10年前,在长达七天七夜的审讯后,叔叔最终交代,用锤子砸死了女孩。但事实上,女孩是窒息而死的。
后来,他和张辉被关入警方安插了“牢头狱霸”的牢房,不按照他们说的“抄口供”,就要挨打。最终,他们按照“牢头”的意思抄录了口供。
在犯罪时间对不上、地点指不清、连受害人指甲里的DNA都属于第三者的情况下,就凭着这两份口供,叔侄二人被送进监牢。
2004年4月21日,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强奸罪判处张辉死刑,张高平无期徒刑。半年后,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终审改判张辉死缓,张高平有期徒刑15年。此后的4年里,张高平和张辉先后被移送新疆两所监狱服刑。
在距离家乡足足有4000公里的地方,性格倔强的张高平通过看电视和杂志,收集冤假错案的报道。他钻研DNA知识和刑法,“申诉材料写了一麻袋”。至于结果,他表示如果失败,就自杀证明清白。
张辉没有叔叔较劲。因为年轻,他被劝说“只有出去了才有机会平反”。两年后,死缓被减刑至无期,又过了两年,无期又减至十九年。
监狱之外,张高发从未停止为弟弟和儿子申诉洗冤的脚步。律师朱明勇记得,2010年11月24日,他第一次见到张高发。瘦小的男人背着一条火腿,从北京辗转到郑州,一路睡天桥,最终找到他。
“可怜天下父母心。”朱明勇说。他曾是河南一起灭门案疑犯的辩护人,最终为其洗清罪名。此案涉及一名协助警方逼供、诱供的牢头,名叫袁连芳。
张高平和张辉看到了关于朱明勇的报道,他们发现当初打他们、逼他们抄口供的人,就是“袁连芳”。张辉把那一页杂志撕下来,寄给父亲。
2011年,在朱明勇和新疆石河子市检察院监所科一位检察官的共同努力下,浙江省政法委复查该案,浙江高院立案重审。在复查过程中,遇害女孩指甲中的男性DNA也找到了主人——杭州另一起强奸杀人案的罪犯勾海峰。此人早在2005年就已被执行枪决。
2013年1月6日,张辉从库尔勒监狱打电话给父亲,他将被提回杭州受审。
“国家给你赔了450万,我是来拿钱的”
从新疆被带回杭州,是张辉第一次坐飞机。他穿着一条极不合身的肥裤子,手铐上盖着外套,左右各紧贴一名武警。在整个旅程中,他几乎不敢抬头与任何人对视。他听说空姐都很漂亮却不敢看,因为此时他的身份还是“强奸犯”。
这个罪名压弯了整个家族的脊背。张玲玲从不敢告诉同学,父亲去哪里了。她和妹妹早早离开学校,到服装厂打工。
张高发也说自己10年“直不起腰”。得知弟弟和儿子将要回家时,他没有告诉任何人,而是买了160个鸡蛋,为欢庆做准备。
说这话时,他站在院子里,见人就迎上去,笑着寒暄或发香烟。这个63岁的男人个子不高,但把脖子挺得直直的。
“现在只说些好话,坏话都收起来了。”邻居一位70多岁的老太太看着来来往往的村民。但张高平毫不介意,他挨家挨户地上门,见面就给人一个大大的拥抱。
不过,这份善意并不是所有人都领情。一位朋友因为小事殴打过哥哥,张高平想原谅他就跑去见面,哪知吃了个闭门羹。他想给前妻寄一份无罪判决书复印件,“也让她抬起头来做人”。结果回来第三天,前妻上门来,嚷嚷着“国家给你赔了450万,我是来拿钱的”。
450万这个数字,有些不知来由地就在当地流传开。但实际上,国家赔偿程序尚未启动。“我不要钱,我始终坚信法律是严肃公正的,我只想让该负责的人负责。”张高平一字一顿地说。
宣布张氏叔侄无罪释放的第三天,浙江省公安厅通过官方网站和微博向他们公开道歉。但当别人把这个消息告诉张高平时,他用力摆摆手说:“我不知道。”
这个自称看透一切的中年男人,表示不想再娶老婆,他希望先把病治好,再和女儿好好过。张辉则想着赶紧找份工作,对父母尽孝。
在他们回家的第三个晚上,鞭炮声响起来,烟花也一通一通地打上天。叔侄俩抬头看着,脸上映着烟花的红光。
“高兴!”张辉说。他舔舔嘴唇,说起过去跑长途回来,总要到山顶上喝泉水,“甜得不得了”。如今,他想上去吼几嗓子,把这些年的冤屈都喊出来。
在宣判无罪的法庭上,张高平对法官说:“你们今天是法官和检察官,但你们的子孙不一定是。如果没有法律和制度的保障的话,你们的子孙也可以被冤枉,也可能徘徊在死刑的边缘。”
然后他扭头叮嘱侄子:“站直了,别哭!”
法警走过来为张辉解开手铐,他很快把囚服换掉。离开监狱时,他一眼也没有回头看。他说,要彻底忘记那原本不属于自己的高墙电网,“只想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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