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洪斌，现任兴义民族师范学院中文系副教授，中国写作学会会员，省书协理事，州书协名誉主席。我州第一个在全国拿奖的书法家。 图为熊洪斌在金州文化讲坛上为大家初探笔山书院的教育与书院文化。 郭婷婷 摄
在清末民初剧急变化动荡的社会历史风云之中，在偏远闭塞、文化落后的兴义县，仿佛是蓦然之间，出现了一所笔山书院，成为一时英才的摇篮，名震省内。从这个正在顺应历史潮流逐渐发生演变的旧式学校里，走出了刘显世、王伯群、王文华、何应钦等一批军政人物，构成贵州军阀“兴义系”，左右贵州政局长达十多年之久，以至发生其全国性的影响。当然，不仅政界军界、教育、医学、工商各界都有其佼佼者出自于笔山书院。《兴义县志（稿）·学校》载云：“我县留学生之多，声誉之隆，甲于全省。”1905年，刚刚更名为高等小学堂的笔山书院，时逢贵州全省公立中学通考，在堂长徐天叙的带领下，魏正楷、窦简之、高致祥、熊凤阶、王文华等13人到贵阳投考，不仅全部录取，而且囊括了前1—13名，震动教育界。
书院，是中国古代特有的一种教育组织形式，从唐宋始到清代末，历时千年，其管理体制和教学方式与官学有很大的不同，在古代文化教育史上具有独特的价值和意义。
兴义笔山书院基本上秉承了传统书院的文化精神，以其厚重的文化传承，在清末民初，在滇、桂、黔三省交界的边远山区大举兴办，以最后的书院姿态在文化贫瘠之乡发生奇妙的效果。加之时代更迭，风云际会，书院弟子有机会远涉东洋深造，再回国报效国家，在民国政治、经济、文化的大舞台上一展才华，得遂青云之志。所以，这个一时冠绝全省的笔山书院，虽偏处僻壤，却同样地跳动着时代的脉膊，凝结历史的余脉，交织着中华文化在面临着“五千年不遇之变局”之时自身的反思与回响。
于是，我们认为，要深入的了解笔山书院，必需透过这个教育现象，包括从那些有影响的人物身上，折射出更深远的历史文化根源。也就是说，首先应将笔山书院纳入到中国书院文化的“场”中，对她的兴办和成功作出一种文化的透视。这当然是一项繁复的工作，我们在此，只能作出一些初步的探索和思考。
书院之兴，大抵是从古代的“精舍”、“精庐”、“学馆”演化发展而来。唐代就有书院之名，最初不具备聚徒讲学的功能，但其职责也在渐次扩展，有咨询、顾问、侍读、侍讲的职能。
唐末五代，天下大乱，民不聊生。读书士子寄居草野，无由出身。赵宋王朝建立，海内一统，乱世新平，文风日起。士子纷纷要求就学读书，产生强烈的进身愿望，希望通过读书获取功名。其时国家初建，统治者也需要大批人才参与国家管理以维护封建专制，但因朝廷的主要精力集中于征讨南方割据势力，无暇顾及文化教育，亦无足够的实力兴学设教。民办书院的兴起为统治者解决了士子就学这一重大社会问题，培养的人才又有益于封建统治，于是一批由私人创办的书院在这样的历史契机之下开始兴盛起来，并得到官方的政策支持和部分资助，形成我国古代书院办学的第一个高潮。其中最著名的有白鹿洞书院、岳麓书院、岳阳书院，睢阳（应天府）书院、石鼓书院、茅山书院以及丽泽书院，象山书院等，因有朱熹、张栻、吕祖谦、陆九渊等大师的主持讲学而成为全国的学术和教育中心。书院的设置，多择依山傍水的风景名胜之地筑精舍寓士子群居讲习，使之在深山寂林之中闭门读书，远离尘嚣，潜心修养，以求明诚两进，德业双修，道艺并进。
理学的发展与成熟，促进两宋书院的勃兴，二者之间互为表里。历代书院都以讲授和研究理学为根本，《四书》《五经》为基本教材，理学家的著作和语录则为辅助教材或参考读物。
兴义笔山书院是比较晚近的事，与宋明理学相距好几百年，表面上看好像没有关系，但细究之下，也不难发现其蛛丝马迹。先不说像山长雷廷珍、姚茫父等经学大师的历史文化传承。就笔山书院的倡办者刘官礼来说，其祖籍湖南邵阳，前面说过，在两宋著名书院中，湖南就出了两座：长沙的岳麓书院和衡阳的石鼓书院。也就是说，作为湘湖（荆楚）文化故地的后裔，显然刘官礼的身上流淌着传统文化的血液。据资料说：“官礼幼读私塾，16岁从廖健藩、汇表东研读性理学及左氏春秋，精习书法，尤善草书。”书法、左氏春秋、性理学，实属正统的中原农耕文化。基于氏族血缘宗法制度的古代文化，塑造了中国人深刻的祖先崇拜心理，不管走到哪里，甚少在心理面都怀揣着祖先的灵牌。儒家的“孝悌忠恕”、“仁义理智信”诸说，经汉儒的抬升而变为官方哲学，到宋明理学则实现其哲理化和系统化，既使普通中国人非关其学，也免不了被这深厚的文化浸染，几至于形成“集体无意识“的崇文心态，更何况像刘官礼这样渊源有自的特殊人物呢。作为兴办笔山书院的主要人物，他同时更是黔西南近代史上最具研讨价值的人物之一。我们以后还会不断地谈到刘官礼。
传统的书院教学方法主要有三种形式。
一是教师讲授，主讲学问要旨，经过整理、归纳、诠释，时称讲义，提举纲领，发挥要义，同时指点读书方法，并在道德和学问两方面树立师表形象，起到言传身教，潜移默化，启发诱导的作用。
二是学生自学，主要在于深研体会，唯真求是，而非浅尝辄止，不出窠臼。朱熹十分坦率地告诉学生：“某此间讲说时少，践履时多。事事都用你自己理会、自己体察、自己涵养，书用你自己去读，道理用你自己究索。某只是做得个引路的人，做得个证明的人。有疑难处，同商量而已。”
朱熹的这种书院教学方法堪称高明。其实真正的学习主要就是自学，这样的学问才能切身近道。笔山书院的教师们正是采用了这样的教学方法，所以才造就了最优秀的学生。据民国《兴义县志》记载：拿着年俸三四百金的教师“每月堂课二次，老生童生分题批阅，超等奖银一两二钱，特等八钱，一等六钱，童生减半，寒畯多资以为生。”教师们每个月也就上两次“堂课”，因为是发挥要义，指点迷津，所以要言不烦。笔山书院的老师注重的是学生的自学和“践履”，把自学的报告，心得笔记呈交批阅，然后按等次奖银予以鼓励，对贫寒而用功的学生则趁机多发钱以资其生计。民国《兴义县志》又载：“自绥阳雷廷珍（字玉峰）提倡经学、小学，住院生月呈笔记亦当堂课给奖。广置时务书报及经、史、子、集，以供涉猎，学风为之一变。甲辰，徐天叙主讲时，指阅经史，分呈笔记。每月会邑中人士举行讲演，风习又一变。”这段极简约的文字里传达出笔山书院诸多的教育文化信息。除了前述少讲多练、自学践履，奖学制度而外，雷廷珍山长为了开拓学生视野，“广置时务书报及经史子集以供涉猎”，其实就是要求学生既要立足于现实，又要阅读“时务书报”，学以致用，还要深入经典，广泛涉猎，厚积薄发。不要局限于某专业课的狭窄巷道而坐井观天，而要通识治学，获得更高远开阔的眼界！徐天叙堂长也是深得书院教学精义的一位导师，否则，他的13弟子怎么可能囊括全省1—13名呢？他分类指导学生阅读经史又分类批阅所呈交的读书笔记，可说是因材施教。最精采的是，他还在每个月会同地方上有学问有文化的人士举行讲演会，让自己的学生转移多师，打开学路，解放思想，不囿于一派一学之门户。很了不起，正所谓名师者也。
徐堂长的这种做法，其实就是传统书院教学的第三种形式：叫做“问难辨驳”。而问难辨驳的主要表现就是书院的“讲会制度”。讲会制度由朱熹创立，是一种文化学术的辨论制度，以探讨辨难的方式进行的学术活动，或辨论发挥一派的学术精义，或辨析争议不同学派的主张，相互驳难，求同存异。遵循“君子以文会友，以友辅仁”的原则，在针锋相对的争论中，既坚守所学，通过辨难将自己的学旨要义深刻发挥，又不轻视他学，留意于诸家所长，作为对自己学问的弥补和启迪。以朱熹为代表的理学和以陆九渊为代表的心学在学术思想上大不相同，在淳熙八年（公元1181年）朱喜在白鹿洞主讲“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时，就邀请陆九渊来同讲，并举行了隆重的讲学仪式，从此形成了良好的传统。
这种“问难辨驳”的“对话式”教学方式，对师资的要求更高，如果没有“独闻之听，独见之明”，没有个人独到的心得体会和学术创见，就很难与人问难辨驳，徒人云亦云耳。由是，我们再次想起孔夫子“从而游”以及古希腊苏格拉底的“对话”式教学与辨论，可谓精彩绝伦！一部《论语》和一部《柏拉图对话集》皆记录着当时的盛况。中西两位古圣皆以此而成就了伟大的教育事业。这不仅是教育者而同时是哲学家和思想家的成功。自夸美修斯以来的现代大教育固然有种种可圈可点的先进之处，但是，学校象大工厂产生成批次产品那样按固定的规范与模式培养学生，未必就有想象中的社会定货。
明正德四年（公元1509年），王阳明应邀在文明书院讲学，首倡“知行合一”之说，令人耳目一新，一时间风行各地。王阳明的学术思想和学术活动，推动着明代中叶书院的蓬勃发展，书院的兴盛又为王学的传播提供了条件，讲会制度也因此而更加趋于完备。王阳明认为，为学不可离群索居，不可一曝十寒，不可独学无友。固守一地，专从一师难以长进，最好的方式是通过聚会讲习，师友相观而善，取长补短，从而诱掖奖劝，砥砺切磋，使道德仁义之习，日亲日近，世利繁华之染日远日疏。书院提倡敢于怀疑，注重独立思考，兼容宽量，平等论学，求同存异，不株守门户之见，不强加于人的学风，主张提倡气节，讲求实学，使书院不仅对各种思想流派的形成起了重要的作用，而且代表了社会良知，担当着社会道义，成为批判现实社会黑暗腐朽势力的一股力量，终至铸成了我们所说的“书院文化精神”。如明代无锡的东林书院就是这种精神的代表，书院的这种文化精神集中地体现在顾宪成为其题写的一副著名对联上：“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明代的东林上承汉代清流，下启清末的公车上书，是我国知识分子的优良传统，曾一再地得到鲁迅等先进文化人的称道。笔山书院出落的王电轮将军虽未出洋，却类有此种风范，以天下国家为已任。他敢作敢为，豪情万丈。
兴义笔山书院，虽然尚未达到这样的高度，但由于她部分地秉承了这种书院文化精神，在有待教化的穷乡僻壤和交通闭塞的边远山区，照样能够发挥出卓越的文化效用。这就好比优良的种子播撒在荒芜的土地上，只要悉心照料，勤加田间管理，一俟气候来临，风云际会，她必然要破土出苗，拔节生长，并且繁花硕果。
这种带有独立意识和民主倾向的书院文化精神，显然不能见容于专制的封建主义。在明代的熹宗天启年间（公无1621—1626年），阉党魏忠贤矫旨尽毁国中书院，此后书院由盛而衰。在清代的教育系统中，以业馆、家塾、族学等等学塾教育比较发达，书院则相对的式微了。从明天启年间到清乾隆初年，一百多年过去了，终于又在黔西南的大山皱褶之中，重新又冒出了一所笔山书院，这也是中国最后的书院之一。笔山书院在战火纷飞中四度兴废，历经乾隆、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宣统七朝，终于在辛亥革命之前，有如涅槃的凤凰高高的飞升，闪耀出传统书院文化精神的光芒。这一道由文化的湖心逐渐向外扩展的水波纹，映照着灰暗的阳光，穿越了一个世纪、长途跋涉，来到这个文化大湖泊美丽的岸边，来到了黔西南风光绮丽的盘江边上，在兴义的花水河边波光滟潋……有的学者把这种现象称为文化学的“次生现象”，那意思无非是说，在强势文化的久远推动下，在远离先进文化的中心区域，在时风吹不到的角落，古老的文化精神却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而边区的劣势反而成了集合众多文化，沉积千年文明的优势，加之现代文明对其得天独厚的自然生态的破环有限，其后来者居上的跨越式发展势所必然。关键在于，偏远地带欠发达地区的人们，能否深刻地辩证地实事求是地把握住文化发展的这一规律，从而实现超常规的跃进。
所谓“文化失而求诸于野老”，兴义笔山书院获得了这个历史的契机，至少在教育上获得真正巨大的成功，给我们予深刻的启迪。
兴义，基本上是一个以移民为主体的地区，经“调北填南”和“改土归流”之后，中原文化经过吴越、荆楚、湘湖、巴蜀、岭南、滇黔各种地域文化的过滤与裹挟，层层汇融于此，形成了杂多而又和谐的文化格局，再加上地方原住少数民族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和远古的夜郎文化，形成如此肥沃丰厚的文化土壤，因之而孕育出笔山书院以及她众多远涉东洋的弟子，又时逢改朝换代的历史气候，这块沃土之上就是多长出几株奇花异卉，也不足奇异了。
从新建、增扩建笔山书院的历代各任知县来看，嘉庆时的杜友李、张梦骥，道光时徐鋐，包括大力支持第四所笔山书院的知府孙清彦，均不是兴义人。笔山书院的历史功臣刘官礼，出生于兴义而祖籍湖南邵阳。从笔山书院的杰出弟子看，王伯群、王文华出生于兴义而祖籍当属江南应天，何应钦出生于兴义而祖籍江西临川。再从笔山书院历年重金礼聘的名师山长来看：程光祖，云南曲靖举人，周辅宸，云南师宗举人；庄南华，兴义府举人；孙家璠，铜仁举人兼本邑学官；吴成熙，江西进士；桂馥，山东曲阜人，进士；汤中，贵阳举人；喻鸿钧，湖北进士；朱元谟，郎岱举人，赵延光，贵筑举人；雷廷珍，绥阳举人；曾泳霖，四川巴县举人；姚华，贵阳人，进士；熊继光，贵阳人，进士；徐天叙，贵定举人。名师之中，雷廷珍、姚华、徐天叙诸位，研究介绍的文章较多，大家都比较熟悉。此处，我们仅以来得最远的桂馥先生来说明问题。
桂馥是清代杰出学者，著名的文字学家，书法家、篆刻家。他来自孔子的故乡山东曲阜，可见其文化渊源。翁方纲、阮元极推崇之。被认为是与伊秉绶齐名而称“中国文字学双子星座”。这样一位大学问家大艺术家怎么会跑到兴义来，并做过一任笔山书院的山长？民国《兴义县志》的记载是否可靠？考其行状，桂馥乃乾隆五十五年（公元1790年）进士，官云南永平知县。罗平、兴义比邻，当时笔山书院山长的俸银高达300—400两，高于知府的年俸。更何况区区知县操劳，不如学院山长尊荣。所以《县志》所载，当为不虚。这样看来，当年的笔山书院真正是招贤纳士、藏龙卧虎！一代学子因受其恩泽而振翮翻飞。教师是关键，必须要尊师重教，学校才有希望！诚如清华大学老校长梅贻琦先生诚恳的指出：“大学者，非大楼也，乃大师也！”
笔山书院更为现实的启发，应该是针对教育的管理者或称办学者的。这就得说一说书院的倡办者和主办者刘官礼先生。是为“以史为鉴”。
前面说到他幼读私塾，同中原文化的渊源。但是时局动荡，迫使其废学。从21岁开始，在咸同兵燹迭起的岁月，从其父刘明扬（字燕山）办团练，修筑永康堡，长年征战，根本无暇于学务。他曾率团练配合云贵清军剿杀白旗起义军，在攻取兴义县城，兴义府城（今安龙），特别是在围攻白旗军根据地新城（今兴仁）等战斗中，立下了赫赫战功，依次被清廷擢升为知府，赏戴花翎，而后又加道衔，留云南用。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又率团练配合官军，参与剿灭广西会党军（游勇），收复兴义县城，升任为云南候补道。在他刚进入不惑之年即光绪八年（公元1882年）的时候，黔西南战事方息，尘埃落定，时局趋于稳定。兴义这个地方在近代战事频仍，兵祸连连：南明与清廷之争、吴三桂反清、镇压王囊仙、咸同回民暴动，土目之争，“游勇”之乱…….山河破碎，人民灾难深重，文化教育十分落后。刘官礼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成就了他所谓“杀贼为乡，兴师护国”的“武功”，在兴义地区获得了至尊的权威，然后才有可能秉承“武以安邦，文以治国”即“武功外悠，文化内辑”的中原古老文化思想，着手从事地方的文化教育事业。这是一个重要的政治前提条件，一般人不可能做到。他自己的说法是：“武功只是一时平乱权宜，并非整饬地方之计”，地方落后，出乱的根本原因是“文风衰靡”。也就是说，枪杆子打江山还须笔杆子治天下。光绪九年（公元1883年）他会同官绅组建培文局，就开始议定重兴笔山书院。在经济上，他“清厘削租，筹集教育经费”，又借举办所谓“义仓”，储粮济用，然后在秋后加利收回，实际上就是“小斗出大斗进”，敛财货于灾荒或青黄不接之时，将此“利”用作办学经费，这“取”“用”之间，颇为发人深省。然后在取得兴义知府孙清彦的大力支持后，还动用团防总局历年库存白银作为基金，更划拔卷田、学田、匪产、绝产的收入及斗息，称捐，屠宰捐等费用为兴办书院的常年经费，为笔山书院奠定了雄厚的经济基础。然后，凭着自己的影响，向省内外重金礼聘高人名师，解决“软件“的问题。大约在光绪十五年（公元1889年），会同地方同仁绅士赵天如、林子亨等，择地于老城东北隅的老鹳坟（一说老官坟，在今兴义民族师范学院内）大举动工修建全新的更大规模的笔山书院，越二年主体完工，以后又有不断的修缮，花巨资购置图书、标本、图表、仪器、实验用品及各种教学设施。城如云南人邹元吉为书院撰写的对联所描述的那样：“平地起楼台，看万间鳞次，五月鸠工。喜多士情殷梓里。斯文无畛域，况榜挂天开，笔山排耸，愿诸生迹接蓬瀛。”刘官礼亲自撰写“山斗堂”联语云：“通今致用，修辞立诚。”表明建院宗旨。这所书院规模宏大，十分漂亮。有三进院舍共二十六楹，回廊曲槛、操场、礼堂、教室、书斋、宿舍、鱼池、花台一应俱全。正门是石刻楹联，门头上有孙知府手书“笔山书院”四个大字。礼堂后壁立有石碑四方，左二方叙述建院经过史实，右二方刻孙知府文《书学技言》，是书法与书论合璧的瑰宝，可惜，全部毁于“文革”的“破四旧”。而今连一张拓片、照片都无留存。
1903年，刘官礼顺应历史潮流，把笔山书院改为兴义高等小书堂，由其子刘显世任学董。削减四书五经课程，新开数理科学，包括体育、美术等，普遍采用白话文课本。他自己则深入乡里，倡办小学，改庙宇为校舍，创办了21所初等小学堂和一所女子学堂。并在书院内增办师范讲习班，后改为传习所，培养出像唐开敬等一批地方名师。
“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正是中华远古文明的余绪，也是中华名族尊师重教，视教育为生存发展之命脉的优秀传统。刘官礼古道热肠、殚精竭力，堪称兴义教育史上的第一人。笔山书院的一度辉煌，确乎要仰仗于他的扛鼎之力。笔山书院，虽然已经在日新月异的时代洪流中渐行渐远，以至消失在地平线之外，然而，过去的并未过去，将来的必定要来。作为中国书院文化在黔西南边区的最后回响，让我们至今依然尚感到她的余音绕梁。故尔竭诚希望，后来者谨承前绪、继往开来，不愧古人，不负今人，把祖国优秀的传统教育文化发扬光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