猫猫洞遗址

阿红古墓葬群发掘现场

万屯汉墓群出土的铜车马

交乐汉墓群出土的铜车马

抚琴俑

陶屋

铜 矛

青铜提梁壶

万屯汉墓青铜钟铞

一字格曲刃青铜剑

青铜连枝灯

阿红古墓葬出土的器物

水塘稻田模型测绘图

　　编者按：

　　北京天安门东侧，中国国家博物馆里展示着两柜旧石器时代的器物，出土于贵州兴义。

　　兴义市地处贵州西南，属乌蒙山脉，在珠江水系上游南盘江北岸，地质区划属云贵高原向广西丘陵过渡的缓坡地带，万年之前，就有人类在这里生存繁衍，并一路走来。新中国成立以来，持续数十年的考古工作，在这里发现了许多珍贵的历史文物。这些历史文物，默默地讲述着这片热土的过往。

　　“兴义人”与夜郎国

　　1974年冬，兴义猫猫洞旧石器时代遗址被发现，拉开了兴义古人类田野考古的序幕。之后，黔西南境内又发现了兴义张口洞、安龙观音洞等同时期同类型的遗址。通过研究，这些古人类属晚期智人，大致与山顶洞人、河套人、下草湾人接近，因此，被命名为“兴义人”。因独特的区域性文化特征，被考古学家称为“猫猫洞文化”。1980年中国科学院出版社出版的彩色《中国古人类画集》，将猫猫洞遗址出土的人类化石定名为“兴义人”。并称：“在一个遗址内出土人类化石之多，石器材料之丰富，骨器数量之大，制作之精致，在华南旧石器时代晚期是首屈一指的，在全国也十分突出。”

　　2009年，由于晴隆县至兴义市高速公路准备开始修建，文物部门对公路沿线进行了专门的田野调查，发现遗迹现象64处，集中于兴义万屯阿红周边。通过对采集陶片初步分析，其年代应在战国至汉代。此时代，与历史上神秘的夜郎古国息息相关。次年，在对阿红遗址进行探方考古发掘的过程中，发现了阿红遗址汉代土著居民的墓地——老坟山墓群。发掘的53座墓葬中，土坑墓2座，其余皆为石板墓，无棺椁，除陶器、石器、青铜器外，还发现猪、牛、狗等陪葬家畜。研究断定该遗存为“铜鼓山类遗存”。

　　黔西南的铜鼓山遗址位于普安县青山镇营盘村铜鼓山，1978年发现，该遗址时代界线与夜郎国存在的时间相吻合，出土器物众多，应该可以对夜郎文化提供研究线索。在铜鼓山遗址申报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的资料中，其价值如此评估：普安铜鼓山遗址对于研究战国至西汉夜郎文化能够提供重要场所，其出土文物是研究夜郎文化的重要实物线索;普安铜鼓山遗址是研究云贵高原古老民族文化、艺术特点的场所，其出土文物是研究云贵高原古老民族文化、艺术发展的实物佐证;普安铜鼓山遗址是研究云贵高原原住民科技发展的重要场所。

　　兴义阿红遗址的发现，为铜鼓文化类型拓展了空间，丰富了研究实地和实物资料，对古夜郎国的研究十分重要。

　　珍贵的汉文化遗存

　　20世纪70年代，贵州省博物馆在田野考古调查中，于兴义市万屯镇发现汉代墓葬群，再往北不到20公里，还发现了交乐汉墓群。这两处汉墓群，分布区域之广泛，出土器物之精美，在贵州省屈指可数。

　　在持续考古发掘中，万屯汉墓群的汉墓在用材上可分为砖室墓、石室墓，形制上可分为刀形券顶墓、凸字形券顶墓。发掘的9座汉墓，出土随葬品100多件，以铜器最多，陶器次之，铁器又次之。此外还有漆器、银器、玉石器、琥珀狮饰、骨制饰件。

　　万屯汉墓群出土的铜车马异常精美，车及拉车的马均为青铜铸造。铜车马结构分为驾马、轮与轴、车箱与蓬盖三部分，驾马包括衡、轭、曲辕四大部件。这具结构复杂的铜车马充分反映了东汉时期兴义地区青铜冶炼、铸造业的高度发达水平。同时，这具铜车马也以厚重的历史内涵和精美绝伦的艺术价值，成为黔西南地区的代表性文物，1996年被选调北京参加中国古代文物精品展。现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礼制作的原型器物。

　　此外，万屯汉墓群出土的陶器“水塘稻田模型”，证明兴义地区在距今2000年前农耕文明已较为发达。此外，兴义万屯和兴仁交乐出土的汉代器物中，铜车马、摇钱树、连枝灯、抚琴俑、提梁壶、羊角钮钟等6件文物曾于1990年、1991年连续两年被选调参加《中国文物精华展》和《中国文物精品展》。抚琴俑还成为中国文物精华展的招贴形象宣传画。

　　万屯汉墓群是贵州省考察汉代政治、军事、农业、文化的重要处所，其价值在全省史学界、考古界认定都是首屈一指的，是研究汉及夜郎文化的重要场所，其出土文物是研究汉及夜郎文化的重要实物佐证。出土的大量珍贵文物为贵州历史不可多得的实物史料，填补了贵州古代史的部分空白。

　　明初大开发

　　汉文化的触角本已延伸到兴义所在的黔西南地区，然而，东汉的没落，使得天下群雄并起，逐鹿中原的号角使得汉文化在盘江流域戛然而止。三国时期，为与曹魏抗衡，蜀汉不得不平定包括兴义在内的南中地区。战后，蜀汉采取“夷人理夷事”的“羁糜”行政管理制度，趁夜郎国灭亡，从云南大举东移的彝族先民获得良好的发展条件，经唐、宋至元，形成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土司制度。北宋初期，宋太祖赵匡胤放弃大渡河以南，兴义所在地逐渐发展出彝族先民贩马立国的自杞国，作为化外之地，直到迎来蒙元军队的铁蹄。蒙古军队中著名的探马赤军由穆斯林先民组成。消灭南宋后，许多军人驻扎下来，成为进入云贵地区最早的回族先民。

　　元明交替，朱元璋为消灭盘踞云贵的残元梁王，于洪武十四(1381)年发动“调北征南”战事。1993年，兴义市境内发现了明代初期的铜铳一件，红铜制造，圆唇，直颈，腹中有一修孔，腹下铭文：凤阳行政官镇抚孙英教匠陈贵二军匠超保住三斤八两洪武年月日造。这件铜铳，就是当年明军在统一西南战事中所遗留下来的军器。在这一历史事件中，之前管理广西泗城二十四土州的明都督同知景双鼎率壮族土兵渡过南盘江，攻克黔西南大片地域。过江的壮族先民与原住居民不断融合，形成了布依族先民。

　　战后，为了稳定贵州，朱元璋作了开发贵州的决定，调集大量普通百姓进入贵州开垦土地、增进贸易，是为明初有名的“调北填南”。之后，明王朝各代帝王沿续这一政策，大量外地移民进入贵州。概括起来，这些入黔的外地移民主要有五大群体：一是“奉调南征”的卫所军人;二是“调北填南”的普通百姓;三是被贬谪、流放的罪人;四是官府派往此地做官的流寓之人;五是贸易的商贾以及靠某项技艺为生的工匠。这些外来移民在贵州生根发芽，依托贵州大片的耕地及丰富的物产繁衍生息，不但占据了贵州大部分肥美耕地，更以强势的文化改变了整个贵州的历史走向。永乐十一(1413)年，在巩固和加强中央集权的需要下，为了加强对西南地区的管理，明朝廷设置贵州布政使司，贵州成为大明第十三个行省，正式成为省一级的行政单位。朱元璋南征大军与元遗梁王激战的前沿阵地黔西南，大部分被纳入贵州版图，开始被世人熟悉起来。

　　动荡的年月

　　清初，如今的兴义市地域经历了南明永历王朝抗击清军、三藩之乱、清政权“改土归流(改土司管理地方事务为朝廷流官管理的政策)”等历史事件。至嘉庆二(1797)年，盘江地区爆发了以布依族为主，各族底层民众参加的南笼大起义。当年，清政府镇压了此次农民起义，将起义首领王囊仙、韦朝元等押解京城处死，并改南笼府为兴义府(治今安龙县城)，并同意在黄草坝新置兴义县。这正是如今兴义名称的来历。

　　清道光时期，包括兴义在内的贵州得到一段比较安宁的时期。然而好景不长，咸丰八(1858)年，以回族为主的农民起义首先在盘县大坡铺起事，兵锋很快席卷黔西南。此次农民起义一直坚持至同治十一(1872)年。

　　在这次规模巨大的农民起义中，兴义县崛起了下五屯刘氏家族，与农民起义军进行了反复鏖战。整个起义过程中，兴义县城三次被农民军攻占。清军及地方武装势力在收复县城的战事中，刘氏团练厥功至伟。

　　农民起义被残酷镇压了，兴义下五屯刘氏家族并没有停下扩张的脚步，而是解散团练大办教育，以另一种方式扩展家业。教育兴，地方兴。在不断努力之下，兴义教育成果不但全省闻名，还以下五屯刘氏家族为核心，逐步发展出民国中前期著名的贵州兴义系军政集团，产生了民国贵州督军兼治省长刘显世、代省长刘显潜、贵州陆军总司令王文华、国民政府军政部长何应钦、国民政府交通部长王伯群等一系列历史人物。

　　纵观兴义的历史，千百年来各民族群众总是处于水深火热的动荡岁月之中。以残酷的土司制度为例，清中央政权虽然实行“改土归流”政策，但民族村寨的寨老、乡约、把式等自然领袖依然听命于本民族上层土司、土官，形成了朝廷流官管理县级行政区划，土司、土官协助流官管理自然村寨的“土流并治”特殊社会状况。于是，各民族群众受到官府、客民地主、民族上层的层层盘剥，生活难以为继。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才得到翻身解放做主人，在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大潮中，兴义人民积极努力，不断取得新的成就。(来源：黔西南日报 作者：罗 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