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近新生代农民工

龚光程 

视点导语：

改革开放30多年过去,伴随城市化、工业化步伐的加快,在祖国各个大中小城市中你不能忽视这样的一个群体——新生代农民工。

本期视点我们为读者讲述的就是这个群体的故事。据统计,中国目前有1.64亿农民工,其中六成是新生代农民工。由于社会经济等各方面条件的改善,他们与上一代农民工有着截然不同的需求——外出打工是为了追求更好的生活,而不只是解决生存问题；城市对高技术劳动力的要求和生活成本的日益增大又让他们感受到融入并定居城市的艰难；他们,对现状有更多不满却更多选择继续留在城市务工经商……在对未来的归属上,目前他们还没有明确的行动选择,他们在回不去的乡村和融不进的城市之间纠结。

理解并帮助他们,让他们从农民工变成“新市民”是党委、政府各职能部门在解决诸多民生问题时需要考虑的一个重要部分,这不仅仅在于改变一个称谓,而是要给予他们同等的市民待遇,面对面广量大的新生代农民工,仅凭送温暖、献爱心是远远不够的,把他们纳入体制内,用制度加以保障才是根本的办法!这期百姓故事,来听听他们的需求,他们的苦衷。

百姓故事之三

农民工是我国现有户籍制度下一个特殊群体,也是中国产业工人中人数最大的群体。每年春节前后,农民工就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铁道部为农民工返乡开通“民工专列”,农民工“摩托大军”征服千山万水回乡过年等等新闻成为媒体的焦点。

城市“新移民”

新生代农民工是指以80后、90后为代表的,年龄在16至35岁之间的新一代农民工,他们在1.5亿外出农民工中占据半壁江山。与上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普遍受过教育、思想开放、思维活跃,基本没有务农经历,受教育程度较高；他们与上一代农民工有着截然不同的生活观和就业观。赚钱只是他们外出打工的部分目的。他们希望能在城里买房,像城里人一样生活。但希望又不是那么容易实现,于是农民工就只能在城市与乡村之间进退,并随着民工潮的涨伏而钟摆式地在城市与乡村间来回摆动。

23岁的王林来自望谟县,现在兴义一家建材厂做工。和其他6名工友合住在郊区的一间简陋平房里。外墙裸露着红色的砖块,屋里则是一张大通铺。几个人白天干完活,晚上就这样并排躺在上面,盖着灰扑扑的被子,度过一个个夜晚。

王林觉得,工作累点脏点倒不怕,“怕的是生活无聊。”每天下了工,身边的许多工友换上一身时尚的行头,吹着口哨三五成群地走上灯红酒绿的大街,或闲逛、或喝酒、打牌、聊天,看起来很开心,其实都活得空虚,感觉和这个社会脱了节。

田兴高中毕业后又读了一年技校,现在一家私企工作快3年了。由于工资不是很高,他选择住工厂的宿舍,每天就在食堂吃饭,只花几元钱。

在外打工,田兴似乎总是缺乏“安全感”。在厂里工作3年,他一直没有养老保险。老板是个聪明人,和职工玩起了心机,每月多给职工发100块钱,让职工自己去办理养老保险,职工们不知道办理程序,也知道这点钱不够,所以都没办。上面来检查,老板就说钱都发给职工了,他们不愿办。由于户口不在当地,也参加不了当地的城镇居民保险,虽在老家参加了农保,但看病住院非常不方便。对这些,他不知道该向哪个部门反映。“希望农民工的社会保险制度更完善。有了更多保障,我们也好安心打工。”田兴说。“贡献在城市,保障靠农村；年轻在城市,养老回农村。我们挥洒汗水为城市建设贡献了青春,到头来什么都没有,哪里会有安全感?”他希望已经公布的关于农民工的养老保险等制度应尽快落实。

新生代农民工往往不清楚自己的未来在哪里。他们向往城市,却不被城市所接纳；根在农村,却对农村日益疏远。城市文化的耳濡目染不断消解着他们对家乡存有的情感认同和社会记忆,生活方式的巨大差异也使他们渐渐不再适应农村的生活。总之,比起第一代民工,他们真正成了既融不进城,也回不了乡的“边缘人”。

25岁的李明有(化名)应该算是农民工中的“成功人士”了,因为他的月收入在8000元左右。初中毕业后,他就从老家晴隆来到兴义打工,做过建筑工、货车司机,2009年他自己买了一辆小货车做起了搬家、配送业务。“我收费不高,做事也踏实,所以找我拉活的人也挺多的,好多都是回头客。一个月下来,能挣8000来块钱吧。”

不过,李明有的工作也很辛苦,早上四五点起床,晚上11点睡觉是常有的事。去年,李明有从老家把老婆孩子接到了兴义,他心里一直梦想着能成为一名兴义市民,让已上幼儿园的孩子能有一个好的成长环境。他在老城区以每年8000元的价租了一套两室一厅的房子。李明有给我算了算他的月开销:“每月房租和水电费1000元左右,孩子因户口问题只能上私人幼儿园,月平均费用1500左右,现在物价高,一家人每月日常生活开支最少也得2500元左右。如果不遇到家里有什么事,每月能有一到两千元结余。老婆没工作,一家三口都得靠我养,压力还是很大的。想攒钱在兴义买房子的计划,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实现。没有房,在这个城市里是扎不下根的。回老家吧,已经不可能,因为我从小读书,高中毕业就出来打工,犁田耙地之类的活从没做过,回去怎么生存?”　

“高薪”背后的艰辛

前年,一篇题为《逆天民工工资单,我要去搬砖》的帖子刚在网上出现,就迅速被各大网站和论坛转发,引来网友围观并掀起热烈讨论。该文称,农民工月薪最高达14000元,最低也有5000元,瞬间秒杀一批白领。网络上连喊“鸭梨山大”的人层出不穷。同时,这份工资单的真实性也引来网友的猜测。那么,农民工的薪资待遇究竟如何呢?

家住兴义市坪东办的文老板是房地产工程的模板工程承包商,他说:“并不是所有的民工都拿高薪,现在是有技术的农民工最‘抢手’比如支模工日均100元至300元,做得好可以拿到400元以上。劳力好,脑子灵巧的,每月可拿到一万多元。当然,这碗饭并不是随便哪个都能吃得下的,这样的活也并不是天天有。”他列举了几个高薪岗位和获得高薪的方法:按平均收入看,架子工收入最高,平均每天约300元左右；木工每天约300元,但木工要有手艺才行。这些岗位薪水高,但不一定每天都有活,如果能干满全月,过万元收入的工人大有人在。

其他的工种,如水泥工、钢筋工等,一般每小时20元左右,一天加班加点工作,收入接近200元。“这些工人干满30天可拿6000元。如果加班还会更高。不过,薪水高低与位置也有关,市中心的工地、高层大项目、正规的公司等,工人平均收入会高一些。这些项目出资方更有实力,管理更规范。”文老板说,现在兴义城市建设非常快,建筑工地多,只要有一技之长就不愁没工作,“但挣的都是血汗钱”。

去年9月5日12时,烈日炎炎,在黔西南州义龙新区的一处施工工地上,架子工顾军等9人身穿工装,头戴安全帽,腰间绑着安全带,别着扳手,正在为一栋楼搭建脚手架。他们有的灵活地挥动着手中六七十斤的钢管,在一条条钢管上穿梭自如,如履平地。有的站在楼宇顶部搭建钢管,有的攀爬在楼宇外侧安全网,像是一个个敏捷的“蜘蛛侠”。

张小明是这几名架子工的工头,他在工地外围随时注意着钢管架上的状况。张小明干了11年的架子工,近几年才开始包工,知道架子工的辛苦,所以从来不因工作上的事骂工人,他仰着头指着架子上的工人告诉我说:“一名熟练的架子工每天经手的钢管七八十根。站在20多米高的半空中,架子工要手握两根钢管,并将其准确无误地搭建好,扣上扣件,拧好螺栓。6米长的旧式钢管,重35公斤,在几十米的高空上,如一根细小的钢筋一样,被他们玩弄于股掌之中,平常人在平地上也不一定能将那35公斤的钢管举起来,可是他们却能够在高空自如地应付,这就是技术。”

张小明说,别看这些架子工在钢管上行动自如,其实干这个活也是迫不得已。他带领的这些人都是进城务工农民,因家里贫困才到工地上干架子工。架子工是工地上的先锋,只有架子工将施工的最外一层保护框架做好,才能保证楼体施工的安全,“但是架子工本身的工作非常危险,虽然一天挣300多元钱,可有多少人愿意干这个活呢?”

顾军已经做了10年架子工,他下来吃午饭时,身上早已被汗水浸透,豆大的汗滴顺着黝黑的脸庞滴下来,他顺手拿起一瓶矿泉水一饮而尽。顾军20岁就当架子工,记得第一次跟师傅爬上高高的脚手架时,他抱着柱子吓得腿都软了,根本不敢朝下看,脚手架稍一晃动就吓得直哭。师傅告诉他,要干这行得克服恐惧心理,并教他站在架子上一个一个地将金属杆搭接牢固。因为脚手架的稳固关系施工的安全,不能有丝毫马虎。

顾军有两个小孩在家乡上学,父母身体都不好,他负担重,干一天300元钱,自己不抽烟不喝酒,每个月定时给家里寄5000元钱。

顾军说,其实工地上的这些活都做了很多年了,已经感觉不出辛苦和劳累,只是每次上架还是有点怕,总担心自己和别人一脚踩空,掉下去非死即残。所以他们干起活来会比其他工种的工人更加认真和仔细,每一个扣件、每一个螺丝、每一根钢管、每一块脚手板,尽可能地追求牢固、安全。

像顾军这样的架子工每天清晨7点上工,晚上6点半下班,爬上脚手架一干就是一天,只有中午吃午饭时才下来。高空作业,他们最怕的是中途上厕所,因为工地的厕所都在底层,上下一趟不容易。天热的时候,长时间的曝晒让人感到头晕心慌,一天起码喝5大瓶1000毫升的矿泉水。冬天,寒风呼啸,冰冷的管件在手里就象冰棒,累了也不敢休息,因为身上衣服被汗水打湿了,一歇下来,寒风一吹,人会受不了。

顾军最开心的就是工地完工所有脚手架全部拆除的那一刻。因为那意味着他马上就能放心地休息一阵了,那意味着工程安全结束,他很快就可以领到自己所有的工资,因为这就是他们的成就感。

“架子工是在汗水里面捞饭吃,年纪大点,劳力差点就吃不下这碗饭了。再干几年,我也准备改行了”。顾军说。

逐渐学会依法维权

农民工讨薪一直是备受关注的话题。虽然中央三令五申不准拖欠农民工工资,但在国内许多地方,农民工讨薪事件仍然层出不穷。据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消息,2013年上半年,全国各级监察机构共查处各类劳动保障违法案件18.8万件,同比增长7.8%。其中,督促用人单位与268万名劳动者补签劳动合同,补发拖欠农民工工资等145.3亿元,督促缴纳社会保险费12.9亿元,向司法机关移送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类案件532件。

尽管多部门联动推动“清欠”工作取得成效,但一些被欠薪者仍备感无助与无奈。

一间20多平方米的出租小屋里,住着蒋国胜一家三口。小寒刚过,屋子里散发着寒意,10岁的儿子正伏在床板上做作业。

蒋先生2013年3月以来一直在某工地打工,期间老板每月只发给几百元生活费,说余下的工钱等工程完工后,上面把款拨下来才统一支付。10份工程终于做完了,蒋先生满以为可以拿到钱回家了,不料老板双手一摊说:“并不是我不想发工资,而是工程层层外包,关系复杂。开发商、建筑公司、总承包、包工头,其中有一个环节出问题,就结不到工程款。上面的款没拨下来,我的钱已全部垫付工程材料费了,无力结清大家的工资。所以只有等工程发包方把钱打下来了才有钱给大家。不过大家放心,这个账我一定认的。”

蒋先生有两个孩子,大女儿已高中毕业去广东打工；小儿子今年10岁,上小学。去年以来,家里的进项只有大女儿每月寄回的1000元钱。妻子本指望丈夫出来打工挣钱,把家里的破烂房子修一修,谁知一年多,半毛钱都没往家里寄过。一年辛苦下来,算着是有一笔钱,可看不见也摸不着,实在让人无奈。

刘源(化名)在一家装饰公司干了两年,发工资基本上是押3个月付1个月。今年6月他和另外4个工友提出辞职。没想到公司不批准辞职,也不给他们发工资,还要扣1个月工资,说要拿这些钱另外找人干活。

为了尽快要回工钱,刘源和一同辞职的工友向劳动监察部门投诉。工作人员接待他们,问到劳动合同上规定了哪些权利义务时,几个农民工都答不上来,“当时单位就让签个名字,没有细看写了些什么。”

他们尴尬地发现,自己居然无法证明自己是公司里的员工,劳动合同在公司人事部,工资条、考勤记录都没盖公章,也没有交保险,只有公司发的饭票、工作服,却无法作为有力证据。当工作人员联系公司的负责人解决问题时,电话那头口气强硬:公司从不拖欠工资,这些人不是我们公司的,说罢急急挂了电话。

几个人很气馁:前段时间刚去找老板面谈过,怎么能说不认识呢?刘源再给老板打电话时,接通后刚说一句“老板,我是刘源”,电话里就变成了“嘟嘟”的忙音。

现在刘源和一同辞职的工友已经进不了公司的大门,也联系不到负责人,监察部门也没有任何消息,律师只能建议两个月后走法律程序。他们想回家,但是拿不到工钱。在异地他乡,这些农民工兄弟陷入了漫长又看似无望的等待……（来源：《贵州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