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写作者们过多地在文学中找生活，却没有去生活中找文学。脱离了生活，文学就像纸花，再怎样艳丽，都不会有生命的灵动　　新年伊始，在湖北省作家协会的扶持下，周春兰、余书林等10位农民作家各自创作的长篇小说以“丛书”形式出版，并在北京书展首发。

    这10位作家都是地地道道的农民，年龄最大69岁，最小的是“80后”，主要为中年人，怀着对文学的热爱，他们或者边种地边写作，或者白天打工、晚上创作，10部长篇小说都取材于农村生活，散发着浓郁的泥土味。　　

    对于农民作家及其创作的意义，从不同角度可有不同看法，有人着眼“写作改变命运”，强调这一弱势群体中的弱势群体，如何通过写作“活出了尊严”；有人关注农村文化生态的贫瘠，称赞农民写作为乡村注入了文化活力；有人忧虑农民生活方式的单调贫乏，说即使贫困中的写作也远比玩麻将有价值，等等。所有这些观点无疑都是直面今日中国农村现状、构建起土地与文学之关联的真知灼见，只是从文学自身的角度来看，仍然有点显得过于“工具主义”——这些观点似乎没有触及农民作家的作品对中国文坛、对当下中国文学创作的意义，没有提出这些带着泥土味的作品所具有的文学乃至历史的意义。在文学中找生活，还是在生活中找文学？　　

    在人类历史上，几乎每一个大变革的时代都有一个写作的高潮，这样的写作不局限于文学，但通常不会缺少文学，自“轴心时代”以降，无论是西方的文艺复兴、宗教改革、英国革命、法国大革命，还是中国的辛亥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乃至计划经济时期，都是如此。其原因相当简单，因为文学的本质就是“人学”，既是人与世界的关系之写照，也是人与自身关系之映射，而大变革在宏观上是世界的再建造，微观上则是人性的再发现。　　

    可是，恰恰在最近30多年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时期，能与时代相呼应的重大而深刻的文学作品并不多见，却不断听到“文学式微”的消息，从纯文学刊物的倒闭，到作家共同体的衰落，不一而足。尽管各种各类的畅销书销量之高，敲键如飞的网络写手码字速度之快，堪称空前，但遗憾的是，无论引人入胜的“灵异”，还是天马行空的“穿越”，还是个人私密的“把玩”，还是符号粘贴的“图解”，虽然有文采、有情节、有悬念，但却气息不济、灵魂缥渺、感觉苍白——因为其中独独没有生活：写作者们过多地在文学中找生活，却没有去生活中找文学。脱离了生活，文学就像纸花，再怎样艳丽，都不会有生命的灵动。文学成为了工具，因为文学中没有人的发现和人的追求：作品仍然提供读者以体验，但不是共鸣、震撼或接受美学意义上创作的延续，而只是类似快餐店，至多专卖店里出售的那种“消费体验”。分享体验的基础首先不是个人经历的独特，而是生活的相似　　

    湖北以及其他地方农民作家群的存在，他们的辛勤耕耘和给人以现实感的作品的相继问世，为变革的时代和在变革时代中展示的人性留下了观察、摹写和反思的素材。　　

    他们不拥有体制内养尊处优、市场上丰厚版税、书斋里闲情逸致或闺阁中无病呻吟的条件；他们同样在贫穷的逼迫下，但不可能靠码字糊口，更不可能由此发财；他们同读者分享自己的体验，但这种分享的基础首先不是个人经历的独特，而是生活的相似；他们的生活有时是贫瘠到骨的，他们的感触经常是赤裸裸的，但他们的表达却带着变革时代的体温，因为作为当下农村状况的人格化，他们就是这个时代的体温计；他们不一定有能力丰满地叙述生活，深入地刻画人性，但他们的叙述天然具有生活的丰满，他们的刻画自然具有人性的深度——因为不仅他们书写的一切，而且书写本身都来自生活，发自内心，是他们生命的“对象化”；尽管纯从写作技术上说，未必达到了怎样的高度，但农民作家连同自己的书写确实构成了这个时代的“全息码”。　　

    其实，岂止农民，各行各业的人包括专业作家，都是这个时代的直接参与者，如果能有更多的人像农民作家那样，在谋生之余，以历史的使命感，反观生活、反思人生、反映现实，艺术地再现之，那么个人生命的丰富、社会生活的多彩、文学艺术的繁荣、精神世界的充实，就有可能成为这个变革时代的特征性记忆。　

    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全社会既要为同文学有缘的人营造一个友善的创作环境，让各行各业的“作家们”能更好地实现自己的文学梦，绽放自己的生命之花，也要尊重文学创作的规律，尊重人才成长的规律，保护创作的原生态，切忌揠苗助长，画蛇添足——须知，有原创力的作家是在自然环境中自发生长起来的，不怕严寒酷暑，给以扶持是必要的，移入温室则恐怕会效果适得其反。　　（作者为上海大学中国社会转型与社会组织研究中心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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