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还在《史记》、《汉书》和《华阳国志》诸多历史文献的故字堆里苦苦寻觅秦汉王朝行走在老鹰崖“白沙古驿道”上的历史足迹时，早在殷周时代，精明的巴蜀商贾就已三五成群背负着巴蜀枸酱（和中食品），特别是解池的食盐，艰难地跋涉在老鹰崖通往夜郎的崎岖山道上。
夜郎，一个《史记》中记载有10万雄兵、满坝良田，于盘江上下舟楫往来的神秘古国，其历史在今天可考的有关资料论述中却是寥寥几笔一带而过。开辟于殷商时代或更远古时代的白沙民间商道，又能提供怎样的线索呢？古道与古国是一个相辅相成的关系：有夜郎必然有与外界特别是与中央政权联系的通道，有夜郎通道必然通往夜郎，找到了通往夜郎的古道，为找到夜郎提供了线索。
大营山夜郎遗址是距铜鼓山夜郎遗址后，贵州省博物馆考古队相继发掘出来的普安17处夜郎遗址之一。
1980年的深秋，考古队发掘铜鼓山夜郎遗址，出土文物1070件。2002年第二次发掘，出土文物500多件。认定为云贵高原经过正式发掘的夜郎国唯一一座最重要最大型的青铜兵器冶铸基地暨王族饰品加工厂。近1600件实物，结束了自清雍正年间庶吉士靖道谟（靖道谟《夜郎考》，见于《兴义府志·大事志》附文）始迄今数百年间纸上谈兵似的“夜郎考”，经《贵州通史》、《兴义府志》（校注本）一锤定音：当时夜郎国之本土地域统治中心，据《史记》“夜郎者，临牂牁江，江广数百步，足以行船”之记载，牂牁江即今北盘江；夜郎中心看法最为分歧，然据文献记载所示方位，印证近年贵州考古发掘资料分析，应在今普安、兴仁一带。
建筑于山顶的大营山夜郎遗址，相对高度80米，四围石墙系天然块石砌成，有的重达千斤，墙高尚存2~4米，厚3~4米，占地面积26800平方米，有东城门、南城门、北城门，三道城门均宽4米。北城门下山有三道重门岗亭堡垒遗址。大营山夜郎遗址内，曾发掘到一柄精美的龙纹镀金青铜刀，据考证大营山夜郎遗址拟为军事城堡兼夜郎贵族王府官邸驻地；而大坡顶夜郎遗址为纺纱织布制衣的纺织中心，其余为邑聚村落农耕文化遗址。17处遗址散布在约600平方千米的青山夜郎坝子（青山，古称“夜郎坝”），形成相对完整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独立王国”。
普安17处夜郎遗址见证了璀灿的夜郎文化，盛产精美绝伦的青铜剑钺，粮食、皮革等日用必需品亦可随地自产，但不产盐。《兴义府志》（校注本）载：“号物之数有万，兴郡之产未易更仆数（不计其数），唯无盐。”
人类文化，总是从产盐地方首先发展起来，并随着食盐的生产和运销，扩展其文化领域。四川巴东解池地区，大河前绕，群山后阻，山高水险，土地贫瘠，极不利于农耕文化的发展，缘于盐泉涌出的咸水，偏偏成为孕育中华文化的核心地区。尧时都城平阳、舜时都城蒲阪、禹时都城安邑，都围绕解池建立国都。因之，解池文化向四方推进，才有了河南伊洛文化、河内殷墟文化、渭水平原的周秦文化和汾水盆地的晋文化。
食盐，在提炼技术原始落后的春秋战国时代，还满足不了社会的普遍要求。缺盐少咸的生活，使夜郎坝居民十之八九患有喉瘿（喉瘿俗称大脖子病，为缺碘所致）。当时，“唯食川盐可治”。川盐中含有大量的碘成份，巴东解池的川盐成了巴蜀商贾用以换取铜鼓山青铜剑钺的必需交易品；而枸酱则成了夜郎王侯们的美食。巴蜀商贾又踏上西去滇国（即今昆明），至伊洛互底江上游位于中缅边境的“滇越”市场，甚至更遥远的身毒国（今印度）、大夏国（今阿富汗）的边易之路。《贵州通史》记载：“通过这条国际民间通道，川楚一带的丝绸等特产，源源运向西方，而西方的琉璃、琥珀、玛瑙、香料等各种奢侈消费品也不断输往川、楚、滇、黔一带。”《华阳国志》亦说：汉使张骞在大夏国见到的蜀布就是通过这条民间国际商道流通到西域的。
当时巴蜀、夜郎、滇国等西南夷原始部落之间本无道路，因居民往来流动、商贾贩货而行，走的人多了，就形成流通货物之民间商业通道网络。无独有偶，夜郎坝的僰人（据考证，夜郎土著民族为僰人，即后来的濮人）亦驮起青铜兵器、饰品，东出白沙古驿道至今贵阳、成都一带，西走滇国和今缅甸、印度东南亚一带，开创了黔西南历史上的边贸先河。故省博物馆考古队论证：时黔中、汉中暨东南亚一带之青铜剑钺，与铜鼓山夜郎遗址出土的冶铸范模互相吻合。
《史记》说：“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据《贵州通史》考证：夜郎旁小邑之“且兰国”在今安顺，“头兰国”在今赫章、威宁一带，“僰侯国”在今宜宾一带，“鄨令国”在今黔西、金沙、息峰之间，“句町”在今云南广南至广西百色一带，“漏卧”在今云南泸西一带，“同并”在今曲靖一带。各国均以濮人为主所建，在一定程度上受今普安、兴仁一带的夜郎势力控制，成为西南濮人族群。故巴蜀商贾西出天府必入夜郎，以其财货赂贿有势者，保其在西南濮人族群地区内行走安全，再进入一区还是这样，称之为“保哨”，故能如鱼入水只身远行。
行走在今白沙古驿道上与盐商擦肩而过的，还有行动诡异、神情紧张的巴蜀人贩子，他们到西南夷地区的贸易是“僰僮”。“僰僮”出自僰道县，由蜀出发，沿青衣江水而下，经夹江、岷江至今宜宾，南行夜郎，再南至今广东南海交易，或西行滇国，获利颇丰。这条早于“南方丝绸之路”的民间商道，至汉代时，官方以青衣江为地域标识称之为“僰青衣道”。
周赧王三十八年（公元前277年），楚国的千军万马奔涌今白沙古驿道，挺进夜郎。民国《普安县志》记载为县境见师旅之始，《兴义府志》（校注本）记载为郡境之辟自庄蹻开始。
公元前316年，秦灭巴蜀，楚乘机占领巴东盐泉，秦楚大战爆发。公元前277年，楚顷襄王令庄蹻率兵十余万，伐夜郎讨滇国，为楚开疆辟土，拓展地域。
庄蹻率兵从今宜宾西行入贵州境，顺乌江西行至安顺。据军探勘查路线报告，决定绕开关岭峡谷、盘江天险、老鸦关险隘，选择经六枝毛口渡至白沙古驿道伐夜郎入滇池。
《兴义府志》（校注本）考证：庄蹻大军以船筏牵绳而渡今毛口河（北盘江上游），系船木桩形似牂（羊头）似牁（斧头），“牂牁江”由此得名，牂牁江畔的“牂牁郡”亦因此得名。
庄蹻兵千军万马，粮草辎重，源源不断从先遣“工兵营”拓宽的今白沙古驿道涌入。夜郎降服后，又西进攻克滇国，后返楚途中为秦兵所阻又退回滇国。三过今白沙古驿道，不拓道铺路，怎容得千军万马驰骋？今古驿道上入石六七寸深之马蹄石坑，即见证了数千年历史的沧桑。
公元前238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为了有效地控制夜郎和滇国广大西南地区，派遣大将军常頞率军修筑了从今四川宜宾至贵州普安（古夜郎中心）去云南曲靖、昆明（古滇国区域）的五尺驿道。这条历史上有名的五尺道，既是云贵川的重要商道，又是大西南联结中央政权的重要驿站。从此，大秦的势力直接抵达西南夷地区，西南的少数民族不仅密切了与内地的关系，而且成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一部分。
秦五尺道经白沙古驿道一说，虽存有疑义，但从《中国历史地图集》上看，普安亦在五尺道及夜郎地域范围之内。且秦通五尺道的目的在于从军事上加强对西南夷的控制，而在西南夷濮人族群中最具控制势力的是夜郎，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控制了夜郎就等于控制了西南夷，这条路不经作为夜郎中心的普安还是不行的了。《贵州通史》亦论述：“秦惠文王命常頞开通自今四川宜宾通往滇东曲靖的五尺道，并在沿线设官治理，……当时蜀贾即通过这条道路，经常到夜郎地区贩取‘僰僮’到内地出售，并将蜀地所产铁器及其他土产，贩往夜郎中心地带（此中心经论证为普安、兴仁一带），甚至通过夜郎牂牁江水道，一直贩往番禺（今广州）销售，使夜郎成为联系蜀、粤商业贸易的中转站。”
于是，两千多年前的常頞将军，就屹立老鹰崖前，威风凛凛，指手划脚，发号施令。当时尚未发明炸药，千军万马满山遍野砍柴运柴铺柴，陡峭的白沙商道上，一时烈火熊熊，火光冲天。然后，趁热用冷水浇灌在滚烫的岩石上，岩石骤然遇冷，噼啪炸裂，然后开凿、铺石，一条五尺驿道初具规模。行人说其“盘蛇七曲……，气与天通”，十分艰险。道虽狭窄五尺（约合今3.5尺）却和秦始皇铺设在全国其他平坦地区宽达五十步的“驰道”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
现存秦五尺道，在川滇交界的筠连县武德乡么店子发现一处长约200多米、宽约2米，较为完好的一段长约50多米，灰白色的石灰岩石板历经数千年岁月的洗礼后，“留下的骡马印痕和行走后留下的印痕等清晰可见。”而白沙古驿道逶迤蜿延长达20公里，翻山越岭，爬坡上坎，气势恢宏。保存完整的长约4.2公里，宽约2米，上有骡马蹄印无数，入石最深的达60厘米，触目惊心。可以想见，继庄蹻之后一次次“千军万马涌雄关，铁蹄踏碎夜郎月”之盛况。
秦灭后，白沙古驿道上人山人海，扩路展径铺石架道，热闹非凡。
《史记》记载：“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使番阳令唐蒙风指晓南越。南越食枸酱，蒙问所从来，曰‘道西北牂牁江……’。……蒙乃上书说：‘……窍闻夜郎所有精兵，可得十余万，浮船牂牁江，出其不意，此制越一奇也。是成以汉之强，巴蜀之饶，通夜郎道，为置吏，易甚。’”唐蒙即被委以开凿南夷道的使命。汉朝的用意很明显：开凿南夷道，就是为了从今成都出发，通过青衣道入南夷道直抵牂牁江，从而使夜郎地区与巴蜀腹心地带连为一体，以实现进攻南越王国的目的。有学者考证，南夷道是在秦五尺道的基础上拓展延伸，从僰道（位于今四川宜宾县一带）开始，经过黔西北到牂牁江（今北盘江）达夜郎。南夷道开通后，夜郎的封闭状态终于被打破，中原及巴蜀文明源源不断传入夜郎，西南民族地区与中原的交流更加深入、频繁。
南夷道沿途山高林密，崖陡谷深，虽有五尺道作基础，但仍需按照汉朝国道的要求将道路拓宽加固。当然，一般的道路加宽了一丈多，但象白沙古驿道的雄关险隘，也只能是加固到今天的五尺左右而己。
南夷道修通后，唐蒙率军将千人和运送货物礼品的万余人，从僰道来到夜郎，会见夜郎侯多同。唐蒙以赠送财物吸引，又以汉王朝兵威相胁，双管齐下，双方经过协商达成协议：“约为置吏，使其子为令。”同时，夜郎旁的各小邑国如且兰等，亦收下货物礼品表示归附，设置为犍为郡（不仅包括夜郎及其旁小邑且兰等新归附的地区，还辖有从原蜀郡、巴郡划出的部分县地），夜郎地区正式纳入了统一的行政建置。
“南夷道”的修筑，更方便了夜郎各族地区与巴、蜀特别是与中原的联系，中原内地的经济文化，随着王朝的统治在当地加强而日渐传播，促使当地社会日益发生变化。这对于夜郎等西南夷统治者来说，他们长期习惯于小国寡民自主一方的传统观念，一时难于完全接受统一的中央集权制，故双方不时擦枪走火，甚至激发战争。
汉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南越国（今广东一带）反，汉王朝从今福建、江西、湖南数路进兵讨伐。又使派巴蜀八校尉率兵与夜郎兵组成远征军，下牂牁江参战。据史料记载，当时数路大军云集夜郎，夜郎王多同及滇王氐羌主动配合，而夜郎旁小邑且兰国却耽心兵士远出，国内空虚恐被邻国掳掠，遂抗命反叛，杀传令使者和犍为郡太守。远征军在进军南越的途中，听闻南越已破，即按汉政府令于还兵途中顺道击灭了反叛的且兰和“常隔滇道”的头兰等国。多同受封为夜郎王，氐羌亦封为滇王。故《汉书》记载：“西南君长以数百，独夜郎、滇受印。”
及至成帝河平年间（公元前28年至公元前25年），夜郎王兴、句町王禹、漏卧侯愈为争夺土地人口，互相举兵相攻。夜郎王不听调解，被牂牁太守陈立斩首。夜郎王岳父翁指，迫胁夜郎邻近的二十二邑反叛，被陈立“攻绝其水道”，翁指军队粮尽水绝，于是斩了翁指投降，夜郎遂亡。至此，一个相对先进的中央集权体制从古驿道上走来，战胜了一个相对落后的奴隶制王国，统治了西南夷400多年的夜郎国从此消失了。
公元225年阳春三月，和熙的阳光普照着古驿道上黑压压一片推攘着木牛流马的诸葛亮南征大军。
木牛流马类似于现代的鸡公独轮车，在拓宽了的古驿道上还得靠马拉人抬翻上老鹰崖。蜀军杀气腾腾，厉马秣兵，扎营老鹰崖，修筑了三座烽火台以备战事所需，又分兵留守，贯彻执行丞相“未先行兵先行败路”的一贯战略。
烽火台，一在老鹰崖，一在卡子上，一在铁厂。今唯老鹰崖一座较为完整：呈方形，高4.5米，长宽均为3.5米，一色料石砌成。台西部有石级通顶部，顶上有一石灶，灶上安有烟囱。台南10米处有3座小石灶，均高0.5米，长宽各1米，成三角形摆布，相距2米1座，俗称“烟堆”。遇有战况，白天施烟，夜里点火，传递信息。与古驿道、老鹰崖关隘三位一体，成为防御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清咸同年间，战乱四起，县境芭蕉关、小山顶、倪纳铺、营盘山筑烽火台。白沙烽火台古已有之，稍加修葺后便可使用，加之老鹰崖为县北第一险要关隘，遂于此设汛防守。1982年2月，贵州省人民政府公布白沙烽火台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诸葛亮南征缘于公元233年。时，蜀汉南部的贵州、云南和四川南部统称为“南中”，散居着《史记》所谓之“西南夷”各种少数民族，蜀汉政权虽在南中设有郡县，统治极不巩固。加之，蜀汉被吴国大败伤了元气，先主刘备新丧，人心不稳。益州郡（今昆明一带）起兵叛乱，并煸动孟获和牂牁太守朱褒、越郡夷王高定等一同起兵，南中地区一时危急。公元225年，蜀汉已从容走出过渡期，经济恢复繁荣，政治趋于稳定。3月，诸葛亮为消除北伐曹操的后顾之忧，亲率三路大军征讨南中。
马忠东路军从古驿道进军牂牁郡，消灭了朱褒势力。民国《普安县志》载：“蜀汉建兴三年，诸葛亮南征，与褒战于盘江之东、漏江之南（当今县地），平之。”李恢中路军自平夷（今贵州毕节）直克益州郡；因孟获在当地颇有威望，于是诸葛亮七次擒取，又七次放其生还，最后孟获心悦诚服，南中遂被安抚。当牂牁、益州、越嶲、永昌四郡平定后，诸葛亮带兵撤出南中，不留兵、不留粮，让夷人自己管理自己的事务，夷汉相安无事，农业生产也得到恢复和发展。南中所产的金银、耕牛、战马等，源源不断地运往蜀中，为以后蜀汉北伐提供了经济保证。
喧嚣一时的古驿道，又渐渐趋于平静，一任历史的岁月如风掠过。（田有才 倪德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