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校给我布置了一项任务，写一个好人。想了好久，笔放下了，又拿起最终一个字也没有写出来。雷锋，焦裕禄这些好人的名字在我脑海里清晰地出现了，他们太伟大，我怕我拙劣的文笔写不好他们。那个已经74岁，头上的几根白发稀稀疏疏地被风一吹险些掉下来，拄着一根拐杖，走路趔趔趄趄的老太太—我的母亲，一个平凡的好人，在我脑海里越来越清晰，我决定把她跃然纸上。

母亲生于1944年正月二十七，户籍（黔西南州）鲁屯镇七一村马场组。母亲可谓生于抗日战争末期，成长于解放战争，见证了新中国成长的老人吧。

母亲本姓徐，现在却叫郑德珍。 在母亲之前外婆生了12个子女，都因贫穷而夭折了。农村的习俗让外婆又收养了一个舅舅，一个小姨。抗日战争刚刚结束，紧接着是解放战争，我们那里没有国民党，土匪却很猖狂，外公也加入了土匪的行列。在母亲4岁时由于外公惹了祸半夜仇家寻上门来，外婆被砍了七刀大难不死，外公受重伤感染去世了。生活所迫外婆带着母亲三姊妹改嫁一个姓郑的人，对方有个条件必须让母亲改姓。母亲改姓是外婆一辈子的伤痛，直到她85岁去世时，谈到这件事她还在流眼泪，这可是她唯一的女儿呀！

我的母亲漂亮，能干从小就挑起了家庭重担.1962年是母亲最辉煌的时期。那一年由于母亲协调能力强，她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通过群众选举成为了我们乡有史以来第一个妇女主任。也就是在那一年母亲和帅气的，来母亲家乡打工的父亲结婚了。当时男方做倒插门女婿在当地实属罕见，是要遭到别人嘲笑的。母亲的能干，母亲的善良让父亲勇敢的抛下了所有的非议，毅然选择了这个贫穷的家庭。

母亲做了许多好事。给我印象最深的只有两件，因为到现在为了感谢母亲缝年过节那两家人都要来看望母亲，常常念叨：“如果没有你，我早就已经死了。”

在那个年代“妇女主任”这个头衔是所有男子绳之以鼻的小小官衔，在我们乡那是一个大男子主义的地方，对男人来讲就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妇女被欺凌是常有的事。我家隔壁有个叫何发珍的，由于头胎生了个女孩常遭夫家嫌弃，我们常听到“呜呜”的哭泣声，皮鞭的抽打声。母亲也常常去调解，但对方根本不把母亲放在眼里。一个让人无法待在屋里的夏日中午，母亲正领着一帮父女在那片竹林下纳鞋底，讲解政策。突然“救命啊”一个只穿了半截短裤，披头散发的妇女，被皮鞭抽得满地打滚。围观的人越来越多，可是就是没有一个人站出来说句公道话。母亲的脸越来越红，手捏得紧紧的，牙齿咬得咯咯响。那个可恶的男人嫌皮鞭抽不带劲甚至骑在那可怜的人身上打起来，那些男人像看西洋镜似的发出阵阵叫好声。忍无可忍的母亲推开人群，抄起一根扁担，用脚使劲一踢把那个打老婆的渣男踢了个狗吃屎，在他还没有反应过来时，母亲右手举起扁担，左手指着那个男人大声喊道：“姐妹们，“该不该打？”“该”这声音如山崩地裂，妇女们有的拿鞋垫，有的抄棍子。她们完全忘记了平常的懦弱，完全忘记了她们面前的这一群彪悍的男人。男人们被眼前这一群平常唯命是从的娇小女人震慑住了，呆呆地站在那里不知该怎么办？那个渣男被劈头盖脸的鞋垫打得往山坡下滚去。母亲把那个渣男拉去乡公所，让她当着所有领导的面承认错误，并写下了保证书，得到女方的谅解后才放他回家。此事后，欺凌事件越来越少了，妇女们学会了维权，男人们不在随心所欲了。竹林下的笑声越来越响了。

母亲一生总是在和挫折共舞。20岁刚生下我大哥，父亲就报名去水城当矿工吃国家饭去了，留下孤苦的母亲带着舅舅，小姨，大哥借居别人家里。后来自己建了新房子，舅舅又要结婚，还要修房子。母亲和父亲的故事没有浪漫，他们有的只剩下牛郎织女般的望河兴叹，到现在我对父亲的模样还是模糊的。

37岁那年母亲彻底结束了对男人的期盼，父亲在矿山由于瓦斯爆炸永远地离我们而去，卸下了他肩上的沉重包袱，把它重重地甩给了母亲。岁月还没有在37这个数字上锤打斧凿，我的母亲依然年亲，依然妩媚，她完全可以借另一个肩膀划过这条苦河。望着这五个高高矮矮的小脑袋，再望着我那生下来就得小儿麻痹症的小哥—父亲生前的耻辱。她拒绝了鲜花，挑起了过河的箩筐。

那个电闪雷鸣，风雨交加的夜晚让我尝到了人生的第一次等待，担忧，望穿秋水的滋味。那是一个插秧的季节，别人家的田早早地打好了，秧苗也插好了。母亲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打好了田，可没有秧苗，还要去鲁屯买秧苗。一个鸡叫头遍的夜晚母亲拿几个干馒头，带上一壶水，配上马鞍准备一个人去买秧苗。大哥嚷着要和母亲去：“待在家里照顾好弟弟妹妹，别给我添乱，就是对我最大的帮助.”我们五姊妹抱着一团，蹲在门槛前不敢睡去，数着雨滴一直等到第二天的鸡叫头遍才听到自家马儿的铃铛响。卸完货我发现母亲头上有红色的痕迹，仔细一看原来她头上碰着了一个洞她自己却浑然不觉。

我们正在插秧，那个从来不来我们家的二叔居然来帮忙了，我们都以为太阳从西边升起来了。沙地的萝卜—沾着就起来，刚一会儿就听二叔找母亲商量：“大嫂，我昨天插田还差一个秧子，能借我一个吗？”我们都知道这是刘备借荆州——有借不还。我和姐姐紧紧地抱着秧子不放，大声喊到“这是我妈用血换来的，不借。”母亲拉开我们的手说：“少一个秧子，我们饿不死，多一个秧子我们富不起来，不如多攒一份人缘，让我们今后的路好走些。”

母亲就是用这种不计较，多攒人缘的处事方法把我们五姊妹养大，培养成才的。

晚年的母亲更是病魔缠身：高血压，糖尿病，脑溢血这种种病魔他们都斗不过我的母亲，因为我的母亲是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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