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杰学

 

父亲是一个非常严厉的人，小的时候，他常常因为一些小事而动怒，不高兴就骂人，生气就打人，挨父亲的打骂是家常便饭。时至今日，实在记不清楚被父亲揍过多少次。但是，唯独有一次，父亲确实是往死里狠狠的揍了我一顿，让我至今仍然惊恐万分。

 

80年代是国家实施应试教育的年代，尽管如此，小学期间，我的学习成绩没有让父亲操过心，一年一个级，年年“三好学生”，很快我就以村小第一的优异的成绩被区中学录取了。

 

90年代初期的木咱中学，瓦木结构、沙石墙，低矮的教室，破烂的木窗上没有一片玻璃是当时学校的真实写照。到了冬天的时候，教师提议，班里每人出一块钱，买白色的塑料亮纸用钉子钉上就用来抵御刺骨的寒风。到了春季，同学们就把塑料亮纸撕掉，部分调皮同学趁老师板书的时候就从窗户跳出“悠闲”去了，特别是英语课，一节课下来，40多人的班级里只有20多人坐在教室里。

 

班主任老师叫毕元祥，教我们语文和音乐。毕老师每节课都要给我们讲一个与课文内容有关的故事，以提高我们的学习兴趣，他的语文课文讲得绘声绘色，神情并茂，同学们都喜欢毕老师的语文课。当然，我们更喜欢毕老师带有黎明一般嗓音教我们唱歌，每当到音乐课的时候，除了毕老师能在课堂上教我们一些比较“流行”的歌曲外，还可以欣赏到毕老师用脚踏风琴、手风琴、口琴表演，我对毕老师的敬意由此而生，那时候最流行的歌曲，如小虎队的《爱》、费玉清的《一剪梅》、罗大佑的《恋曲1990》、张雨生的《大海》等等，毕老师都会认真的教授于我们。

 

 

1992年，我中考预选线上线，我的同学都在拼命抢抓学习时间，在此一搏，也有同学选择在这时候搞一些同学聚会，以此拉近同学感情距离，5个同学相约在我家里，正当打牌喝酒酣战之时，父亲干完农活回来见此情形，放下农具，往我脸上就是两巴掌，同学们慌乱之际四处逃散，我的自尊心受到前所未有的打击，我不明白父亲为什么要这么做？

 

晚饭后，父亲把我们四姊妹叫在跟前，严厉地说，你们几姊妹读书，一年的费用就四、五百元，好多人家都供不娃娃读书了，你们要是在中学考得起学校你们就读，考不起也不要怪我这个当爹的，我是没有能力供你们读高中的，特别是你，父亲提高嗓门，将竹鞭指在我的脑门上。

 

父亲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成绩、家务事得到父母高度赞赏大哥在那个“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年代，目标定在“非省外中专不读”，在初三补习了两年后，还是没有考上省外中专，安龙一中向他抛出了橄榄枝，由于中考成绩优秀，免学费就读高中，但是考虑只免一年的学费，还有书费、租房费、生活费等开支，父亲没有点头，大哥伤心之极外出了。之后，父亲把培养目标放在我的身上，希望能我能考上学校，光宗耀祖，于是在学习更加严格要求我，晚上要守护我做完作业后才休息。现在想来，父亲为他当时这个决定可能有些后悔，要是大哥有机会读高中的话，一定就此改变他这一生的命运，但是在当时的那种条件下，父亲是无能为力的，他必须要兑现他的若言，假如大哥读高中考上大学，姐姐和我也读高中考大学，还有一个弟弟怎么办？在当时的条件根本不可能，那时候还是没有助学贷款，没有免费的义务教育，哥哥没有考上学校成了父亲最难过的事。

 

父亲是当时村里为数不多的识字人，能写一手好的毛笔字，村里有“红白喜事”人家经常请他“当头（总管）”，很会“划拳”，酒量也大，在那个食物相对匮乏的年代，经常“当头”是很遭人羡慕的。

 

又是一个明月星稀晚上，我彻夜未归，天刚蒙蒙亮时候匆忙赶回家，刚推开房门，一个洪大声音从阴暗的屋里传出来。

 

“狗日的，去哪里来？老子防了你好几个晚上？

 

“厕所”，我狡辩道。

 

“老子整整守了你一个晚上，早就发现了你的问题，只是还没有忍无可忍的地步？”

“啪、啪”我的脸上像被十个钩子剐了一样的剧痛。

 

见势不妙，我拔腿就跑，父亲抡起藏在背后的“金竹鞭”追上我就是一顿的打，暴风骤雨之后，我霎时感觉天昏地暗。

 

被父亲那顿“竹鞭”之后，我想逃离这个家庭，但是始终下不了逃跑决心，主要是害怕，跑到哪里啊！事后，我非常憎恨父亲，恨他下手太重，以致我的身体两个星期后都还感到疼痛，背后的“竹鞭”印迹依然清晰可见。

 

92年中考，我依然没能考上学校，7月底，我被父亲安排到昆明良亭轧钢厂去打工。在那个厂里有我的亲舅爹（舅爹参加抗美援越，复员后安排在昆明凉亭轧钢厂的派出所工作）和幺舅（厂的技术员）。在舅爹的安排下，我进入厂的车间工作，一个月后，实在吃不了那份苦，被舅爹痛骂了一顿，我打起背包回家了。

 

回到家，我又被父亲同样骂了一顿，父亲问我回来干什么？我低声地说，我想读书，父亲狠狠地说，现在想读书了？

 

1992秋季开学，我重拾书本，安安静静的走进了校园，经历了一年复读，又经历一次失学的磨难，我没有像以前那样浮躁，更加珍惜难得的学习机会，抛弃了所有的私心杂念，每天早上5点就起床开始学习，皇天不负有心人，1993年7月中考，我终于如愿了，父亲的脸上露出了难得的笑容。

 

1996年7月，我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同年9月，被分到乡镇的中学开始了我的执教生涯。春节的一个晚上，父亲把我叫到跟前，说起了他伤心的往昔，父亲高小毕业后就出外谋生，在1968年，根据中央调整农村经济的政策和《六十条》精神，贯彻执行勤俭办社和民主办社方针，他被组织上被派到贵州盘县参加清帐目、清仓库、清工分、清财物的工作运动(简称“四清”)，在工作中受到党的培育和教育，勇挑工作重担，脚踏实地做好本职工作，“四清”运动结束后，被安排在邮电所工作。在“文化大革命”中期，被小人诬告丢了工作，便做起了泥瓦匠，“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同父亲一起父亲被“诬告”的同志都相应恢复了工作，他一直没有去找当时的区委政府、县委县政府要求恢复工作，也没有埋怨党和组织，也没有在任何地方说过组织的一句坏话，默默的扛起家庭责任，精心哺育我们四姊妹，在我们四姊妹上学的那几年，家里无任何经济来源，光景是一年不如一年，哥哥没能考上学校，加上我的不思进取，自然情绪不能自已，家庭琐事便往往牵怒于他，所以就狠狠的揍了我一顿，他希望我原谅他的一时冲动，听到父亲如怨如诉的往事，我一下子竟泪流满面，扑倒在父亲的怀里哭了起来。现在回想起来，说句实话，真心感谢父亲20年前的那顿竹鞭，如果没有父亲那顿竹鞭，可能我早已成为亡命天涯的落寞人。

 

花有重开日，人无再少年，燃烧的岁月已将父亲的青春焚尽，10年前，因身体不适，父亲从繁重的农业中退下来，烟、酒也都戒了。以前在县里工作的时候，我便把父亲从乡下接到县城，与父亲融洽地生和在一起，父亲的任务就是每天送媛儿上学放学，管管我弟弟的儿子学习，业余时间还教孩子们练毛笔字，正在享受着儿孙绕膝的天伦之乐。现在，媛儿已长大能独自上学了，不需要父亲的接送，加上工作关系变动，父亲无论如何也不愿意与我在新的城市生活，他说，不熟悉环境也就罢了，连有一个说话的熟人都没有，又不愿意每天都面对毫无感情的电视。尊重父亲的想法，我便将父亲送回到农村的老家，父母二人住在一起，生活上也有个照应。

 

时光总是快得让人猝不及防，等我们反应过来时，它已经走远了，一晃，父亲今年七十有三了，每当看到父亲的日渐苍老的脸庞，佝偻的身躯，满头的白发，举手投足诸多不便时，我多么希望如筷子兄弟《父亲》里唱的那样，“时光时光慢些吧，不想让你再变老啦！我愿用我一切，换你岁月长留，谢谢你做的一切，双手撑起我们的家，总是竭尽所有，把最好的给我，我是你的骄傲吗，还在为我而担心吗？你牵挂的孩子啊，长大啦！”

 

现在，只要两天不给父亲打电话，父亲便会打电话过来，问问媛儿怎么样了，学习好不好？工作忙不忙？并说现在只是胃疼时常反复，其他并无大碍，希望周末有空能回家看看。他反反复复唠叨着那些无用的话，我知道，这是老年人常有的习惯，每一次父亲挂断了电话，都有不一样的滋味涌上心头，是呀！父母在人生尚有来处,父母去人生只剩归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