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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员登陆张恨水：不只有言情，更有另类的眼光和境界
2003年的电视剧《金粉世家》剧照。
根据张恨水同名小说改编的电视剧《啼笑因缘》(2004)剧照。
解玺璋不讳言，自己写《张恨水传》，是包含了为这位作家“打抱不平”的意思在里边。在书中的“绪论”部分，他用了一连串“被”来描述张恨水，说其无疑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被歪曲、被误解、被轻视、被冷落、被忽略、被埋没最严重、最长久的作家之一”。
解玺璋
这评论中有作为传记作者的感情色彩和个人态度，但也确实出于张恨水与现代文学史的“不亲密关系”。可以做一个无意义的假设：如果张恨水不是生在一切都在大变革的20世纪中国，那他很可能拥有显赫的文学史上的地位。他出入俗雅之间，缔造了自己的文学世界，将传统的题材和文体推向高峰。但在“新文学”开天辟地的时代，张恨水甚至难以在文学史中获得一个位置。于是，张恨水已经不再只是张恨水，而成为中国小说转折期的一种独特的文学现象。
1 自成名就身处争议之中
几乎从张恨水的小说有了广泛名气的一开始，他就受到了来自新文学阵营的攻讦——尽管那通常并不是针对他个人，而是向着一切所谓“旧”的文艺。
20世纪二十年代前后的中国文坛，正发生着最剧烈的变革。以胡适、鲁迅等为代表的新文学倡导者的声音，刚刚传开未久。他们的姿态是激进的，力量是弱小的，为了争夺读者与阵地，他们无法接受与庞大的旧文学体系共处，而是主动地寻找批判的目标，“鸳鸯蝴蝶派”和“礼拜六”所代表的通俗小说由此成为被他们攻击的重要对象，被斥为是“游戏的消遣的金钱主义的”，是新文学前行道上的拦路虎。
而彼时的张恨水，是远离这一思想风暴的中心的。当胡适在《新青年》上发表《文学改良刍议》，吹响了文学革命的号角，22岁的张恨水正徘徊于安徽潜山老家，苦恼于怎么才能找到一份合适的工作，帮母亲支撑父亲早逝的家。他从小接受传统私塾教育，喜欢读《聊斋》《水浒》等传统小说，尤其爱金圣叹的批评;在苏州蒙藏垦殖学校短暂的求学生涯中，还曾向商务印书馆《小说月报》杂志投过两个短篇小说;他也读过一些外国小说，多数是林纾的文言译本。一眼看过来，青年张恨水所接触的，想要尝试的，从中获得兴味的这些文字，竟都或多或少地受到过新文学阵营的批评。
几年漂泊之后，24岁的张恨水来到北京，他一度做过进北大旁听的梦，但摆在他面前的主要任务始终是谋生和养家，所以当有来自报社和通讯社的工作可做，求学的想法很快就放弃了。到1924年，张恨水加入成舍我创办的《世界晚报》，任副刊编辑，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代表作《春明外史》也自此在《世界晚报》副刊上连载。这部小说以皖中记者杨杏园为中心，展现当时北京官场与社会的“乌烟瘴气，昏天黑地”，隐现着清末谴责小说和黑幕小说的影子。
出众的才华显现了出来，小说很快受到欢迎，据当时的同僚回忆说：“许多读者买到晚报，先看这篇小说，有的常到报社门前等着晚报出版。”在《春明外史》近五年的连载期间，张恨水又开始了长篇《金粉世家》在《世界日报》副刊上的连载，这部以清寒人家出身的女子冷清秋与国务总理之子金燕西婚姻悲剧为主线的小说，结构宏大而完整，描画了金家三代百十个鲜活的人物，也写出了一个豪门由盛而衰、树倒猢狲散的结局。《金粉世家》打动了众多市民读者尤其女性读者的心，为张恨水赢得了更大的名气，也让来自任何阵营的人都无法忽略他的存在。
1930年，《春明外史》业已终篇，《金粉世家》渐入佳境之时，张恨水又应上海《新闻报》副刊《快活林》主编严独鹤之约，在《新闻报》上连载《啼笑因缘》，这部作品没有之前两部代表作那么长，在一年之内即连载结束，却成为张恨水受众最广、最轰动的一部小说，让他的文名从北京红到了上海，到了大江南北妇孺皆知的程度。《啼笑因缘》很快出版了单行本，其后被搬上银屏不下十二次，在各种戏剧、说书舞台上频频被改编，由于读者们意犹未尽，市场上还出现了大量“反啼笑因缘”“新啼笑因缘”“啼笑因缘补”等伪书、续书。
出身安徽乡下，独自来北京打拼的张恨水，就这样成了知名的大作家。在市民读者群众受到欢迎的同时，他在新文学批评家眼中的“重要性”也同样得到了迅速提升。瞿秋白在1931年6月发表的《学阀万岁》一文中写道：“第二个城池里面，只有不懂得欧化文和上古文的‘旧人’，所以他们文坛上称王称霸的，是张恨水、严独鹤、天笑、西神等等，什么黑幕，侠义，艳情，宫闱，侦探……小说。”把张恨水的名字置于“鸳蝴”几大家之首，这是对其影响力的另一种承认，也是对张恨水所属流派和阵营的明确划归。
尽管张恨水本人和“鸳蝴”的主将并无什么来往，也从未在其主要刊物《礼拜六》等发表过作品，但由于他所采用的章回体，关于男女情爱的题材，和所受到的市民阶层的欢迎，还是被指认为“鸳蝴”的代表作家。1932年，钱杏邨(阿英)在《上海事变与鸳鸯蝴蝶派文艺》一文中，更直指张恨水是“封建余孽的鸳鸯蝴蝶派作家”的代表，是“一般为封建余孽以及部分的小市民层所欢迎的作家”中的“骄子”。激进的眼光让左翼批评家们看不到张恨水给章回小说注入的新意，也没有兴趣关注他小说中俗中带雅，雅中有俗的独特追求。
张恨水
2 现代文学史上的尴尬地位
张恨水在20世纪30年代所受到的批评与抨击，虽然并不影响他的受欢迎程度和商业上的成功，却延续到了之后几十年的现代文学史著述中。正如解玺璋在书中感叹，“现代文学的课程设置中没有张恨水的位置”。虽然在20世纪40年代，有了一些对张恨水较为公允和平和的评论，比如茅盾在文章中提到，“在近三十年来，运用‘章回体’而能善为扬弃，使‘章回体’延续了新生命的，应当首推张恨水先生。”但在张恨水身上发现些许“进步”的色彩，并不能真正解决他在文学史中的尴尬。
20世纪50至70年代的文学史，自然不会有张恨水的一席之地。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许多被埋没的现代作家被重新“打捞”并得到了重视，比如张爱玲、沈从文都等来了阅读热潮，但相比之下，张恨水仍然是寂寞的。由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编著的教材《中国现代文学史三十年》，虽然从关于“通俗小说”的两章里，能读到对于张恨水较为公正的介绍和评价，比如说张恨水“发展成为社会言情小说的集大成者”，“实现章回小说体制现代化的文学使命”。但翻开作为辅助的“课程学习指导”可知，这两章从来不是需重点讲解和掌握的内容。
为何会如此?张爱玲、沈从文的被接受，是革命话语淡出文学史的结果，他们的作品虽游离于革命主潮之外，却毫无疑问是新文学结出的果实。而张恨水所涉及的，却是更深层、更基本的文化矛盾——新与旧，俗与雅。当现代文学史远远不只是一个时间分期，而是一部以文学革命作为发端，讲述“中国文学如何现代化”的历史，像张恨水这样脱胎于传统文学，专注于温和的革新与改造的作家，实在无处安放。他并非新文学的顽固反对派，反而不断吸取着新文学中的养分，但永远不会、也并不想要追上先锋们的脚步。于是越是要公允地对待他，他在目前文学史框架中的位置就越游离其外。
俗与雅的冲突就更是一个贯穿古往今来的大话题。学者杨义1995年发表的《张恨水：热闹中的寂寞》中说：“文学史写作，似乎比一般民众阅读更多清规戒律，偏偏在俗众热闹的地方表示沉默和寂寞，以此证明自己高雅的学术品位。”实际上，这又何止是文学史写作中的现象?每每越是受到市井百姓欢迎的作品，越是得到商业上成功的作品，就越难得到文化精英阶层的正视。
解玺璋对张恨水的兴趣也正来自于此，他说，自己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关注大众文化，发现围绕着张恨水的争议，和讨论通俗大众艺术的价值问题是相通的，而他自己的感受，“有时候精英文学有点那种很霸道的、自以为是的东西”。所以在他看来，关注张恨水，一定要解决的问题就包括“中国传统文化，包括其中的价值观、道德观、审美观以及生活态度，究竟该如何认识?真的是毫无意义而必须抛弃的吗?”“通俗文学、城市市民文学的存在有没有必要性与合理性?它们有没有独立的文学价值和适用于自身的审美批评标准?”这些问题不止关于张恨水，却至今也未必能很好地回答。
3 真实的张恨水在哪里?
尽管长期被争议声缠绕，但在当时，张恨水从未公开回应过来自新文学界的批评。到成名多年之后写《写作生涯回忆》，也只是非常通达地说：“虽然我没有正式作过礼拜六派的文章，也没有赶上那个集团。可是后来人家说我是礼拜六派文人，也并不算十分冤枉。因为我没有开始写作以前，我已造成了这样一个胚子。”他为人低调、平和，工作勤奋，有传统文人的修养，也有自己的清醒和原则。
终其一生，张恨水和他参与主办的报纸，都真正做到了“不党，不群”。他把身段放得很低，为市井中人写作，为普通百姓办报，他总结过自己办《世界晚报》副刊的宗旨，说所抱住的一个信条是“卑之无甚高论”。其约法三章为：一，绝对不谈大问题;二，绝对不批评大人物;三，不研究高深的学问。追求的是让大家感到好玩和有趣。
他的写作同样是贴着市井，“无甚高论”的。写作《金粉世家》时，尽管新文化的风已经吹到各处，但张恨水没有让冷清秋走上革命的道路，因为“受着故事的限制，我没法写那种超现实的事”，“那些男女，除了吃穿逛之外，你说他会具有现在青年的思想，那是不可想象的”。
这样的创作和办报观念，鲜明地区别于“启蒙”者们。后者正是要通过文学，通过来表达自己的“主义”，来传达特定的意识形态。而张恨水对时代的感知，对新事物的接纳，恰是和多数普通人一样有被动性，而不是站在启蒙者的角度去引领。20世纪的中国，是属于启蒙的，鲁迅《〈呐喊〉自序》中对于“铁屋子”的比喻言犹在耳，但几十年过去，当我们回转头去，是否能发现一些被遮蔽了的东西?同样做了多年报人，主编过报纸副刊的解玺璋就有这样的反思：以启蒙、教育民众的思路办报，而不是把自己放到和民众较为平等的地位上思考问题，这件事本身是否有问题?张恨水不以“工具化”的思路做小说做报纸，这其中是否有现在仍可借鉴之处?
自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关于张恨水的传记、回忆录出版了不少，研究论文也多了起来。但其主旨，仍多接近为张恨水“翻案”，虽然对以往的偏颇有所纠正，但对其文学和报人生涯的真正研究远未充分。解玺璋感叹张恨水研究的欠缺，说：“张恨水写了3000多万字的东西，我们读过多少?我们读过有300万字吗?没有。”在批判和翻案的文学史漩涡中，怎样去寻找和认识真正的张恨水?这位在写作生涯中为普通读者写了一个又一个精彩动人故事的作家，却在身后给我们留下了难题。
我们带着这些难题，采访了三位张恨水的研究者，试图尽可能多地展现一个真实的张恨水。
对张恨水小说的研究，还是盲人摸象式的
新京报：身处社会变革时期，张恨水为什么没有如胡适、鲁迅等人一样转向“新文学”，其中有哪些原因?
解玺璋：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家庭环境。张恨水的家庭既非书香门第、也非耕读之家，祖父、父亲对子弟读书往往缺乏自觉意识。二是教育。开蒙晚，不系统，没有遇到好老师，更没上过好学校，苏州甲种农业学校便是他读过的最高学历了。三是读书。由于父亲对他读书基本上是放任的，书塾和学校也并不规范，使得他有条件大量阅读古典小说、西洋小说和古典诗词，养成他对古典文化以及文学写作的兴趣。四是他的圈子，基本上是一个旧文化的圈子，与他最亲近的几个人，如郝耕仁、张楚萍、张东野，都与新文化无缘。五是他的性情。他在《写作生涯回忆》中写道：“由于学校和新书给予我的启发，我是个革命青年，我已剪了辫子。由于我所读的小说和词典，引我成了个才子的崇拜者。这两种人格的融化，可说是民国初年礼拜六派文人的典型……我没有开始写作以前，我已造成了这样一个胚子。”
新京报：张恨水的小说有哪些特点?
解玺璋：张恨水小说创作主要集中在1924年至1948年。这24年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1924年到1935年，第二阶段从1936年至1948年。
第一阶段的特点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取材广泛，多为发生在北京(1928年后改为北平)的人和事。以人物而论，涉及社会各个阶层和群落;以场景论，则豪门、胡同、贫民窟等等，清浊雅俗，无所不容。
二、风格上，接续清末民初以来的社会通俗小说传统，叙事结构方式多取“晚清四大小说”与民国以来《歇浦潮》《上海春秋》等书的路数，以宏观多线的叙述方式表现广泛的社会生活，注重“怪现象”的揭露，人物众多但偏于流动展览方式，较少性格心理刻画。但能自觉到为纠正这些偏颇所做的努力。
三、本阶段小说以采用章回体为主。
四、喜欢在小说中穿插古文、骈文和诗词曲。
五、吸收西洋小说的写法，有了多样性的结构方式;特别是取材的范围也大大地扩展了，“九·一八”事变后，率先创作国难、抗战题材的小说;1934年西北考察归来，写了数部反映西北人民生活之苦的小说。
第二阶段：
一、直接描写抗战战争场面的作品，比前期写国难，写抗战，穿插在故事中的写法进了一步，在当时几乎是绝无仅有的。
二、社会讽刺小说，代表作为《八十一梦》《五子登科》等，针对两类人物，一是有权有势的官场人物，一是削尖脑袋钻进官场的人物，特别是一些知识分子，不良文人，写出了战时一些人对“金钱”的膜拜。
三、塑造了一批“举世皆浊我独清”式的传统文人形象，彰显其道德理想，代表人物有《巴山夜雨》中的李南泉、《傲霜花》中的教授唐子安等，都有作家形象的自我投射。
四、写作技巧，或艺术性方面，基本放弃了章回体的写法，而改用分章的写法，传统故事模式也不见了，突出人物形象的性格特征和心理活动。
新京报：张恨水的作品似乎总少不了男女间的爱情纠葛，他为何偏爱这一情节模式?
解玺璋：这固然与古典文学自明代以来专有言情一派有关，但他也不是为写爱情而写爱情，比如《春明外史》，杨杏园与梨云、李冬青的爱情，其实还承担着小说结构的作用，不使这种新闻体小说的情节显得过于散漫。
读者的阅读趣味，也是他常常要在小说中安排男女恋爱情节的原因之一。
新京报：人们对张恨水的评价，经历过几番改变。现今，当时的背景因素已不在，仅从作品看，我们应如何全面评价他的写作?
解玺璋：客观、公正地评价张恨水这个人在现代文学史上的贡献、作用和地位，有待于研究者历史观的转变;同样，给予张恨水的写作，特别是小说写作，以客观、公正的评价，也将有待于文学史家、文学批评家对旧有史观、批评观和文学观念的重新审视和反思。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走的是“西化”之路。尤其是在文学批评领域，几乎没有中国古代文论的一席之地。不要说批评当代作品，即使针对古代文学作品的研究，也常常被纳入西方文论的范畴。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有了西方文论，才有了中国文学史。这是张恨水的小说很难得到全面、公正、客观评价的根本原因。
还有一个原因，即张恨水的小说数量特别巨大，很少有人全部读过，因此，我称目前这种对张恨水小说的研究，其实还是盲人摸象式的。这就是说，全面评价张恨水的创作，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报刊兴起为张恨水提供了展露才华的舞台
新京报：张恨水的中长篇小说多达100多部，这个数量可谓是奇迹，你认为有哪些原因促使他完成了如此巨大的写作量?
谢家顺：他之所以有如此大的写作量，除去张恨水个人的才情、勤奋等因素外，究其原因主要表现在：报人身份为创作提供的平台与条件。
随着晚清以来现代报刊的兴起，在都市形成了一个正在发生、不断重组的文化市场。当时的新闻工作并非完全以真正的新闻和消息取胜，还需要消遣性文字，正是这种读者的存在，使得当时的报刊大多以“文学-文化”的方式成为现代都市文化的载体。而这正好为集记者、编辑、写作于一身的优秀现代报人张恨水提供了展露才华的舞台。
新京报：张恨水的作品数目庞大，质量参差不齐，你认为个中原因有哪些?
谢家顺：张恨水对自己的小说创作有几种评语：一是“力作”，二是“引人注意之作”，三是“用心之作”，四是“随意想，随意写”或“不大感兴趣之作”。
张恨水小说质量之所以参差不齐，究其内在因素，还是小说的报刊连载形式所产生的负面效应所引起。第一，报人职业所驱，报刊商业利益驱动和作者的经济因素使作品质量无法保证;第二，作家本身很难抵挡令人羡慕的高额酬金的诱惑;第三，小说连载形式的局限性容易使小说失去艺术上的整体性;第四，小说连载的正在进行式往往带来作者创作的尴尬。
因此，当一个作家稿约不断、时间难以分身之时，作品质量参差不齐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新京报：很多人对张恨水作品的批判性有所忽视，你如何看待对张恨水作品中的批判性?其批判性和“新文化运动”作家的有哪些不同?
谢家顺：一直以来，人们在阅读张恨水作品(小说、诗词、散文)过程中，多关注其“言情”的部分，其实，“批判性”一直贯穿张恨水作品始终。张恨水在1944年撰写的《总答谢-并自我检讨》一文里说到他的小说取材，“其间以社会为经，言情为纬者多”，其意即是以言情作为线索来表达社会。这从他的五部小说代表作《春明外史》《金粉世家》《啼笑因缘》《八十一梦》和《巴山夜雨》可以看出，无论是对下层社会民众的同情，还是对上流社会、达官贵人的暴露，均展现了其批判性的一面。
张恨水是一位善于言情，拙于社会的作家，凭着他的人性、人情敏锐的感悟力，他对人性、人情的把握和描述达到了相当高的境界;他对社会的把握主要是从一个报人的角度出发，追求和表现的是社会现象的新闻性，描述和评判的是社会风气的变幻性，而非社会的深刻剖析性。这也许就是与当时“新文学”的不同之处。
新京报：张恨水钟爱诗词，还出过诗集，你如何评价他的诗词创作?
谢家顺：张恨水的诗词之作，风格独特，自成一家。他的诗词除去大部分独立成篇的，其余一部分是作为小说的有机部分存在而得到发表。
张恨水诗词往往“愁”之一字始终不得去。诗人并非“为赋新词强说愁”，“实有可以愁怨者在也。”(《剪愁集》序)其愁绪来源于其根骨中独具诗意的忧郁气质，也来源于他自觉而强烈的清醒认知精神，更来源于他对整个民族国家乃至人类抱有的大爱。但张恨水并不认同传统诗词中愁怨满纸的“呻吟”之作，他崇尚性灵说，坚持诗词创作应该言之有物、缘情而发。
张恨水旧体诗词的创作与其从事的报刊媒体息息相关，其温柔敦厚的旧体诗词观反映在创作上表现出即景抒怀、友朋交往，关注国事、时事，以诗存史，在艺术特征方面表现出悲凉意识、语言浅显易懂、强烈的讽喻手法等。
张恨水并非纯粹的复古主义者，他的旧体诗词既承续了古典诗词的艺术传统，又呈现出向现代转化的新貌新质，这种致力于古典文学向现代文学的创造性转化的艺术实践，很值得我们玩味与探究。
记者生涯让他有了观察社会的另类眼光
新京报：张恨水对章回小说做了哪些改良?
徐迅：章回小说有“花开两朵，各表一枝”的体例，要求小说故事连贯，段落整齐。小说不注重小说人物心理和景物描写，在内容上，往往也如张恨水所说“侠客口中口吐白光，才子中状元，佳人后花园私订终身”。张恨水如此说，表明张恨水对章回小说的改良是自觉的，也是多方面的。看他的小说，除了借鉴中国古典小说的优良传统之外，实际上，他也有向当时文坛“新派小说”靠拢，或者说也借鉴了外国小说的叙事方式。他自己就说：“关于改良方面，我自始就增加一部分风景的描写和心理的描写。有时，也特地写些小动作，实不相瞒，这是得自西洋小说。”
张恨水对章回小说的“回目构制”有着天然喜爱，但他又不断地打破章回小说原有格局和一些陈规旧俗，有自己的创新。他的创作取“叙述人生”的路径，但他的小说并不是简单地写故事，而也是着眼于“人”和人性的探求，他的后期小说更是既有传统章回小说的气息，也有一种现实精神。1944年5月《新华日报》发文评介他，说：“虽然还不离章回小说的范畴，但我们可以看到和旧型章回体小说之间显然有一个分水岭，那就是他的现实主义道路……”(大意)我觉得这话很对。
新京报：记者生涯对其创作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徐迅：这种影响是巨大的。由于记者身份，他能够与当时的北平的政界、军界、文化界、教育界及演艺界形形色色的人打交道，能够近距离地接触他们，如此就掌握了很多第一手的小说素材。
记者生涯不仅使他能够获得大量的、难得的小说素材，还使他有了一副观察社会、观察人生的另类眼光，增加了他“叙述人生”的创作动力和生活的源泉。
新京报：张恨水的作品，大都在报纸连载(据说有时六七部同时进行)，这种形式对其写作有哪些制约和影响?
徐迅：关于张恨水同时写几部连载小说的故事，有好几个版本。我亲耳听到的是1997年我拜访吴祖光先生时，吴先生告诉我的：那时他和张恨水都在重庆的《新民报》工作。他去张恨水住在南温泉的家，看见张恨水很简陋的书房，书桌也不大，面对墙壁。墙壁上有块木板，木板上有十多个钉子，每个钉子上挂着一个小本本，每个本子拴着一根绳子。每个本子有小说的人物表，还写有小说的情节写到什么地方。吴祖光赞叹说：“他是用毛笔写作的……这样做，是为了免得写乱了。一个作家，在同一时期内写几部、十几部小说，不仅现代没有，古代也没有。”
连载小说的创作，好处是更大程度地激发了张恨水的创作热情，不断发掘了他的文学想象力。但缺点也很明显。我曾说他：“如果不是父亲早逝，使他不得不做一个孝子，过早挑起一家老小经济生活的重担;如果他不是生于忧患，遭遇那个颠沛流离的年代;如果他更讲究语言艺术……他的创作环境或许就不一样，他的文字或可更加精致，他的才华或可得到更大程度的喷泻和发挥。”这同样适合于说他的连载小说创作的得与失。
新京报：作为当时通俗文学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与当下的通俗文学作家相比，两者有哪些异同?
徐迅：你是指现在的一些网络作家?如果是，那他们最大的不同就是：一个是用毛笔写，一个是用电脑写。(笑)
我这里想说的是，张恨水在民国时期是一位家喻户晓的作家，只要他连载小说报纸一出，报馆门前买报纸的人就排起了长队，一时洛阳纸贵。他的小说不仅大作家鲁迅的母亲喜欢看，就是连陈寅恪这样的文化大师也喜欢看。老舍先生说他是“唯一的妇孺皆知的作家、一个爱惜羽毛的人”，我觉得这是中肯的评价。记得有一段时间，我在现在坊间书报摊上常常会看到当代一些通俗小说，书的封面上印了一些丰乳肥臀、玉体横陈的照片，翻开里面的文字，也是恶俗下流，不堪入目。而张恨水的所谓言情小说，言的也只是朋友之情、亲人之情、男女爱情。他背上“鸳鸯蝴蝶派”、黄色小说家的恶名，若按现在的眼光看，实在是有些冤枉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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