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将武侠写成新经典，说明题材、类型限制不了有素养、有追求的作家。今天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作家不能因为创作的形式通俗、面向大众而自降格调。通俗不等于庸俗，更不等于媚俗。“侠之大者，为国为民”，作家之大者，未尝不如此。为国家、为民族、为百姓写作，真正热爱我们的国家、民族和百姓，端正立场，负责任、有见识，对时代和现实不回避，这一点我们应该向金庸学习。

　　金庸逝世引发的众多缅怀与追忆，再次证明他的影响力之大。作为武侠小说大师巨匠，金庸作品虽然书写古代题材，却渗透着现代精神，不仅具有良好娱乐功能，而且具有深刻精湛的思想养分。因此，60多年来金庸小说在全世界范围内拥有数以亿计的读者，以各种形式进行改编传播，保持着长盛不衰的热度。今天，探讨金庸作品魅力之所在、汲取他留下的文学养分，是纪念金庸的一种有意义的方式。

　　思想饱满，通俗而不媚俗

　　金庸作品特别值得琢磨的一个特征是：它虽然产生在香港商业化环境中，却没有旧式武侠小说那种低级趣味和粗俗气息，相反，其主要作品都通俗而不媚俗，不仅有神奇的想象、迷人的故事，更具有高雅的格调、深邃的思想。像《天龙八部》通过萧峰之死所揭示的民族斗争尖锐年代造成的悲剧，包含多么巨大丰富、发人深省的内容，艺术力量又是多么震撼人心!《射雕英雄传》《神雕侠侣》《碧血剑》又以多么生动感人的小说笔墨，塑造或赞美了郭靖、袁崇焕这类为民众利益献身的“中国的脊梁”式的人物，弘扬中华民族的凛然正气!

　　武侠小说是娱乐的，是通俗文学，但金庸小说不是一般的通俗小说、一般的娱乐品，而是一种有思想的娱乐品。如金庸自己所说：“武侠小说本身是娱乐性的东西，但是我希望它多少有一点人生哲理或个人的思想，通过小说可以表现一些自己对社会的看法。”如果说严肃文学是“为人生”、通俗小说是“供人消遣”的话，金庸小说把这两方面统一了起来。他的小说武侠其表，世情其实，透过众多武林人物的描绘，深入写出历史和社会的人生百态，体现出丰富复杂的现实内容和作者自身的真知灼见，活泼轻松有时又令人沉重，兴趣盎然又启人深思。鲁迅历来主张真正的文学要启人之蒙、有益人生，又要令人愉悦，给人艺术享受，金庸的小说观可说与鲁迅根本上是相通的。

　　在这个意义上说，金庸小说里的江湖世界其实是社会现实生活的一种曲折反映。他对于正和邪、英雄和罪人，显然有自己的答案。在《射雕英雄传》将要收尾时，主人公郭靖说：“自来英雄而为当世钦仰、后人追慕，必是为民造福、爱护百姓之人。”这一富有深度的思想，通过武侠小说这种远离现实的形态呈现出来。

　　金庸将武侠写出新经典，这说明，题材、类型是限制不了作家的，真正杰出的作家、有文化素养的作家完全可以在某种固定的题材里写出了不起的作品来。今天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不能因为面向大众、形式通俗，就自降格调。通俗不等于庸俗，更不等于媚俗。“侠之大者，为国为民”，作家之大者，未尝不如此。为国家、为民族、为百姓写作，真正热爱我们的国家、民族和百姓，端正立场，负责任、有见识，对时代和现实不回避，这一点我们应该向金庸学习。

　　萃取传统，注入现代精神

　　金庸小说蕴含着丰厚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容，这是广大读者的共同感觉。作者以写“义”为核心，寓文化于技击，借武技较量写出中华文化的内在精神，又借传统文化学理来阐释武功修养乃至人生哲理，做到互为启发，相得益彰。作者调动自己在这些方面的深广学养，使武侠小说上升到一个很高的文化层次，显示出迷人的文化气息、丰厚的历史知识和深刻的民族精神。

　　与这种对传统文化的浸润、萃取相交织的，却是金庸小说的现代精神。这也是金庸小说超越于传统武侠小说、赢得一代一代新读者的地方。比如，对于旧式武侠小说“快意恩仇”的普遍观念，金庸小说从根本上是批评和否定的，他反对睚眦必报，反对滥杀无辜。《射雕英雄传》里郭靖报完国仇家恨之后的复杂心情就是证明。再有，在我们这个多民族的国家怎样看待历史上的民族关系，能不能挣脱狭隘的民族观念束缚，也是考察作品有没有现代思想、现代精神的一个标志。金庸的民族平等、融合思想，表现得非常明显。此外，金庸小说里人生理想、道德观念也是焕然一新的。他虽然写古代，但是笔下主人公并不是行侠、报国、封荫做官的模式，人生理想也不是威福、子女、玉帛的封建价值观念，而是渗透着个性解放和人格独立的精神。金庸笔下的侠客多是至情至性之人，他们行侠仗义，反抗官府的黑暗腐败，反抗不合理的礼法习俗，具有浓重的个性色彩。

　　在个人和社会关系上，金庸主张为多数民众利益着想，赞美乔峰、郭靖以天下为己任的人生态度;而在个人和个人的关系上，他主张尊重个性、保持独立的人格，同情和肯定上述一大批具有真性情的人物。这正代表了现代意识的两个重要方面，人总是既要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同时又要保持独立的个体人格，两方面不可偏废。

　　金庸武侠小说核心思想之一就是 “义”。“义”是中国侠士之魂，也是金庸武侠小说之魂，是金庸小说最富人文精神的一个方面。他所写的“义”，并不是无原则的哥儿们义气，而是与“正义”相联系，或者以“正义”为基础的。更为可贵的是，金庸在一系列小说中，还赋予“义”以新的内涵，把“义”提到为群体、为民族、为大多数人这一新的高度。金庸笔下最杰出的英雄人物，都是深明大义，自觉为群体、为民族、为大多数人利益而奋斗，乃至献出自己生命。这些形象，体现了中华民族最高的人生观，也是金庸对武侠精神的新的提升。值得一提的是，金庸写“义”，笔下激荡着一股浩然之气，却又毫不给人单调之感。他敢于将人物感情放开来写，浓烈而又细腻，既写英雄气，也写儿女情，甚至以儿女情反衬英雄气，获得意想不到的效果。

　　跨越雅俗，铸就时代经典

　　所谓雅与俗，都是历史概念，不同时代有不同看法。在中国古代，诗文被认为是文学的正宗，小说戏曲则是所谓“鄙俗”的“小道”，不能进入文学大雅之堂，雅俗对峙发生在诗文与小说戏曲中间。到20世纪初，梁启超等人将小说提升到“文学之最上乘”的高度。尤其到“五四”文学革命，新体白话小说占据文学中心地位，进入文学殿堂，连历史上那些有价值的小说也有幸得到重新评价，脱去“鄙俗”的帽子。但有一部分小说却享受不到这种幸运，那就是20世纪面对中国市民大众的通俗小说，它们仍被新文学家、文学史家摈斥于现代文学之外。于是，雅俗对峙转到了小说内部，表现为严肃小说、高雅小说和通俗小说、商品化小说之间的抗衡。

　　金庸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在香港的出现，意味着长期困扰着人们的雅俗对峙问题，从实践上和认识上得到了较好的解决。金庸小说吸取“雅”“俗”两方经验又超越“雅”“俗”。他创造性吸收了武侠小说、言情小说、历史小说、侦探小说、滑稽小说等众多门类艺术经验，从而成为通俗小说的集大成者;同时借鉴、运用西方近代文学和中国新文学的经验去创作武侠小说，使他的小说从思想到艺术都呈现出新的质素，达到新的高度。这是金庸小说成为当代文学经典的根本原因。

　　从历史上看，无论雅文学还是俗文学，都可能产生伟大作品。《水浒传》《红楼梦》当初也曾被封建士大夫看作鄙俗之书，直到现代才上升为文学史上的杰出经典。英国的狄更斯、司各特，法国的大仲马，在19世纪也都被认为是通俗小说作家。了解了这种状况，严肃文学家就没有理由看不起通俗文学，而通俗小说家也大可不必在严肃文学面前自惭形秽。严肃文学中，其实也有大量思想和艺术上比较平庸的作品。起决定作用的还是作家自身素养的高低、体验的深浅和文学表现才能的优劣。

　　1918年，鲁迅特意把周瘦鹃的作品推荐到教育部，他认为这种看上去通俗的文学其实是有创造性、有深度的。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如此推崇白话通俗小说，可见其眼光和胸怀。现在，已经过去一百年了，我们更应该有文化上的包容胸怀。通俗还是高雅，与它的文学成就高低并不相关。我们一方面不能将通俗、高雅对立起来，不能将通俗简单等同于庸俗;另一方面，对于雅与俗也要仔细甄别讨论，积极汲取大众文化的养分，提升通俗，使之转化成有更高成就的精品。这种转化需要思想和艺术上的一再打磨淬炼，精益求精。不能因为自认是通俗文学，所以不负责任、马马虎虎，不下苦功夫，不肯付出艰辛努力，这是出不来成就的——在勤奋努力这条路上，不分通俗与高雅。

　　(作者为北京大学资深教授，人民日报记者胡妍妍采访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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