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大司空M213出土骨管和骨针。

　　在世界医学史上，外科早于内科，开颅术无疑是最复杂的外科手术，且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已出现。考古资料表明，殷商时期也有复杂开颅手术的成功案例。

　　安阳殷墟的后冈9号大墓，出土一具成年男性骨骼，头骨前囟点处有一穿孔。内创缘直径约8毫米，外创缘直径约19毫米，呈喇叭形，斜坡面经人工刮削，表面钝化变得齐整光滑。学者推测，该男性曾被做过开颅手术，而且手术非常成功，术后继续存活。2018年在安阳大司空又发现一例新证据，亡者是一个孩童，年龄不足10岁，头骨顶部正中有一直径约1厘米的圆形穿孔。可见后冈所见开颅术并非孤证，将来可能还会有更多的例证被发现。

　　1919年陈邦贤撰写《中国医学史》(1957年修编第三版)，利用文物考古资料和相关研究，系统介绍了史前、夏商周、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宋金元明清及近世的医学。当时中国近现代考古学尚处起步阶段，田野考古资料较贫乏，该书对先秦医学史概述粗疏，对商代医学史涉及更少。

　　自1928年殷墟科学发掘以后，考古资料逐渐丰富，利用第一手考古资料进行医学史研究的范围得以拓展，胡厚宣和严一萍等借助卜辞资料，对商代的疾病种类和治疗方法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但在考古资料的运用方面，当数宋镇豪先生在《夏商社会生活史》中的研究最为全面系统。上世纪90年代以来，考古发掘大规模开展，田野资料极大丰富，对商代医学史研究更具条件。殷商医学成就到底有多高?

　　首先，商人对人体结构和各部位的疾病有较系统的认识。据宋镇豪先生统计，殷墟甲骨文资料中，已记载疾首、疾脑、疾目、疾耳、疾口、疾舌、疾胸、疾齿、疾足、疾骨、疾有梦等50余种疾病，涉及内科、外科、口腔科、牙科、五官科、眼科、骨科、神经科、肿瘤科、小儿科、妇科、传染病科等各医学领域。商人不但给疾病以专有名词，而且均以病理感觉和病灶病发部位定名。

　　其次，商人对物质药性有较多了解。据《逸周书》记载，武王灭商，曾效仿殷政，“乡立巫医，具百药，以备疾灾。畜五味，以备百草”，说明殷商时期人们对很多物质的药性也已非常了解。

　　在商代遗址中，常发现明确作药用的植物标本。在河北省藁城台西商代房址出土的陶罐中，分类盛装桃仁和郁李仁等植物种子，均为活血化瘀的药物。2004年殷墟大司空303大墓出土数千片植物叶片，因与青铜酒樽共出，所有叶片均未腐朽。据专家鉴定，这些叶片为短梗南蛇藤，是一种常用的中药材，可清热解毒，祛风除湿，解蛇毒。2000年在殷墟花园庄东地发掘54号墓，墓主人左侧股骨有创伤，肌肉组织中粘有大量炭化花椒。值得注意的是，墓主人其他部位的肌肉组织均已朽尽，恰恰花椒覆盖的肌肉组织被干化保留至今。花椒性热、味辛，具有温中止痛、止血、生肌和防腐的作用。显然这些花椒是商人有意敷于创伤处。

　　第三，商人已能熟练运用多种医疗器械。有学者认为，考古发掘的大量石器和骨器，用途并不单一，砭石就是石器时代的产物，沿用至今，应是现代医用针和刀的前身。在殷商时期遗址中，各种材质的刀、凿、针、镰等遗物出土数量众多，其功能亦非单一，除广泛用于日常生活外，其中部分应同时可用作医疗器具。

　　2004年安阳殷墟大司空村213号墓葬出土一件雕刻精美的骨管，骨管中盛装4枚骨针。值得注意的是，通常考古发掘的骨针都是一端尖锐、一端有针眼，可以引线，这类针可缝制衣物，但这次所出骨针两端均尖锐，无法穿针引线，显然不能用于缝制衣服，很可能是用于医疗的针刺器具。

　　《黄帝内经·灵枢》记载有“九针”的名称和使用方法。殷墟大司空213号墓所出长针约合四寸，与《灵枢》的“大针”相符，中长者约合三寸半，与“提针”相合。两端尖锐且无引线针眼的骨针，殷商时期的遗址中并不少见，可见已广泛使用于医疗。

　　殷墟考古发掘中，还常见各种形制的石(或玉)刀和镰等，有的刃部和尖部锋锐，有的则圆钝，前者可用于农作，后者则无法作收获之用，很可能就是医疗用具。殷墟花园庄东地54号墓所出玉刀，刃部圆钝，因长期频繁使用，表面极为光滑，很可能就是一种按摩器具。还有该墓出土的5件玉觿，制作精良，不排除也是按摩器具的可能。于省吾《甲骨文字释林·释殷》说：“古文殷字，像人内腑有疾病，用按摩器以治之。”若此说不误，殷商时期多见针砭、按摩器具是完全可能的。

　　从现有考古资料来看，殷商时期人们对人体各部疾病已有较系统的认识，而且针对不同的疾病已能用药物、外科手术、针灸和按摩等治疗手段。伴随着殷墟考古发掘的不断深入，会发现更多有关医疗方面的遗存，为殷商时期医学史研究提供更多的科学依据。

　　《 人民日报 》( 2018年10月17日 24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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