街名背后的民生诉求

——从兴义城区的几条老街说起

兴义街心花园。箭头所指，从左至右依次为沙井街口、稻子巷口、铁匠街口、豆芽街口、杨柳街口。

　　有幸在沙井街中段，居住了二十年，生命的黄金时代，即从而立到半百的壮年，在此度过。兴义承认与否，我不清楚，但自以为，也应该算是半个兴义人了。

　　最初的那段日子，我并不知道，沙井街一名的由来。时间长了，才发现隔壁有个水井，出水量不小，水质也不错，还因为一到雨季，还会冲出沙子，因此名为冒沙井。鉴于典型的喀斯特地质，地下伏流纵横交错，猜测是其中的一条，在此出露的原因。

　　街因井而得名，通俗易懂，简单明了。更重要的是，在这个看似没有什么含义的街名，却表达了一种特别的诉求，那就是基本的民生诉求。上了年纪的邻居告诉我，过去的沙井街一带，都是水田，出水点很多，是兴义重要的水源点。水是生命之源，有了水，生命活动便有了存在和发展的基础。

　　想到这里，我才发现，从街心花园向四周发射的六条老街，都是围绕老百姓的生产生活这一起码的民生诉求，来命名的，可谓顺应民心、尊重民意、关注民情。换句话说，从兴义六条老街的名字背后，我们看到了诞生于农耕文明时代的兴义，最初的轮廓和构架。

　　每个名称的诞生，都是有原因和含义的。诞生于某个特定历史时期、富有地方文化特质、寄寓着人们某种情感诉求的街名，也不例外。

　　作为黔西南州州府驻地，全州政治、经济、文化和交通中心，兴义在改革开放和西部大开发背景下，城市建设长足发展，城市面貌日新月异，在建成区面积不断扩大的同时，都市氛围也日益浓厚。生活在其中的人们，一个最明显也最直观的感觉，就是在进入新世纪以前，兴义还是一个普通的县城，而近几年来，兴义奇迹般地长大了，长得越来越像一座现代化的城市了。

　　城市在长大，人口在增加，过去居住在老城区的人们，随着旧城改造力度的加大，正在向四周分散。

　　然而，尽管城市面积扩大了几倍，出现了兴义广场、坪东广场、下五屯莱蒙帝景、丰都飞洋华府等几个城市副中心，但是广大市民、尤其是从小生长在老城区的人们，还是无法忘记，以街心花园为中心的那些街巷的名字，还是喜欢回到那些虽然狭窄拥挤、却无限温馨的街巷去徜徉、去逗留。因为那些地方，已经铭刻在每个兴义人的灵魂里，是看得见、摸得着，具体可感又和蔼可亲的“乡愁”。

　　偶尔漫步在稻子巷里，我的眼前，就会浮现这样的画面：狭窄的街道，人来人往，中间是人行通道，两旁一字儿排开的摊位，口袋或箩筐里，装的大多是稻子。守护这些摊位的，都是来自附近的农民。他们都不富有，收获的稻子也不算多，但是没有购买盐巴、农具等必须品的钱，只有用稻子来交换。周边的桔山、丰都、下五屯，都是良田好土，盛产水稻。而当时的条件，除了水碾，可以将稻子变成大米的工具，唯有石碓。但种田的农民们，原本已经非常辛苦，没有时间和精力，再去把稻子加工成大米，情愿少卖一点钱，于是呢，便直接把稻子，或背或驮，送到街上。

　　对于生活在城里的人们来说，这是每逢赶场的日子，必须光顾的地方。天事地事，吃是大事，毕竟民以食为天，只有填饱肚子，才可能去考虑其它事情。

　　不用怀疑，这是一条售卖粮食的街巷，以稻子为主。当然，也应该还有包谷、小麦、大麦、荞子、小米、苋米、芸豆、豌豆、米豆之类。不仅稻子的价格相对较高，有些人家恐怕不能光吃大米，还得掺进包谷或小麦、大麦或荞子，再说光吃大米，不吃别的，生活也不一定有滋味。

　　碗里有饭，还须有菜相佐。这菜当然最好是肉，但是顿顿吃肉，不仅腻烦，更多的人家，根本吃不起，那就吃蔬菜吧。豆芽街于是应运而生。

　　站在豆芽街上，我就会想，和稻子巷一样，当年的街道两旁，摆着若干卖豆芽的摊位，黄豆芽、绿豆芽、豌豆芽……或坐或站、或男或女的摊主，面前放着一个巨大的箩筐，那是盛装和运送豆芽的工具，此时又权当柜台，一物多用;箩筐上放着簸箕或筛子，里面的豆芽，整齐地排列着，看上去十分壮观。在生活物资、尤其是菜肴相对匮乏的年代，豆芽这种成本低廉、味美可口又营养丰富的东西，大概是人们打发一日三餐的最佳选择。

　　当然，作为菜市，豆芽街上，绝对不可能只卖豆芽，肯定还有其它菜肴。限于当时的交通条件，其它菜肴，想必也不过是当地出产的时鲜蔬菜，比如冬春时节的白菜萝卜，夏秋时节的瓜豆和辣椒茄子，以及鸡猪鱼鸭，即使有点外来物品，大多应为不受保存时间影响、价格昂贵、普通家庭鲜有问津的奢侈品。

　　然而豆芽呢，不仅从仲春到晚秋，大半年时间都可制作，在时鲜蔬菜轮流上阵、你方唱罢我登场的背景下，豆芽似乎成了打不败的常胜将军，始终占据着那条街的重要位置，在这种情况下，要给那条街命名，岂不是只有“豆芽街”最为贴切?或许就像其它街巷一样，原本就没有人给它命名过，而是出入那条街上的人们，有意无意之间，天天呼喊然后约定俗成。

　　无论生活在什么地方，作为情感动物的人，有了吃的、能够吃饱，就确保了生命能够延续，就有了生活下去的希望和考虑其它需求的可能。

　　首先考虑的是什么呢?当然是生产的可持续发展。比如那些售卖稻子的农民，要保证年年都有稻子，送到街上来卖，必须确保春种秋收等生产活动的继续，而生产活动需要农具，尤其是铁制农具。于是，铁匠出现了，铁匠街出现了。农民们将卖稻子等土特产品得到的钱，购买锄头、犁铧、镰刀、钉耙、斧子、菜刀等农具和厨具，回去继续他们的生产活动。

　　皮匠街、白纸街等名称的由来，无不如此。

　　“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吃饱喝足之后，不能成天睡大觉、无所事事啊!要让人与人之间和谐共处，要让大家赖以生活的环境有秩序，就要对社会成员，进行教化，使之知书识礼、文明做人;就要宣传和普及政府的方针政策、法律法规，使大家懂得廉耻、知道敬畏。这便有了从事政策法规宣传和文化教育的机构，这些机构，相对地集中在一个区域，这个区域的功能定位，被固定下来，便有了宣化街一名。资料显示，兴义近现代赫赫有名的教育机构——笔山书院，随着时间的推移，曾经四易其址，最后定格在宣化街东北侧，并更名为兴义高等小学堂，即后来的兴义师专所在地。

　　休闲娱乐，是人类生活的重要内容。人们在劳作之余，总得有个地方，去散散步、乘乘凉、健健身;在茶余饭后，总得和街坊邻居、亲朋故旧，坐在一起切蹉交流，拉拉家常、说说旧事、倾诉情感、放松身心。到哪里合适呢?自然是杨柳街。就像村寨里的古树下面，那里有小桥流水，有杨柳依依，有晴天的凉爽、夜晚的温馨。随着聚集的人越来越多，人们便在两边修建了房子，开起了铺面，做起了以缝纫为主的生意，解决人们的穿戴问题。

　　兴义之有城，时间不长，迄今仅222年。然而，因为上天赋予的生产生活条件较好，土地宽广肥沃，气候温暖湿润，物产多样丰富，水源充沛，适宜人居，早在一万多年以前，即旧石器时代，“兴义人”就已经开始在这片土地上，经营和耕耘。在《徐霞客游记》里，作者感慨，在普安州十二营中，“钱赋之数则推黄草坝”为首，“其地田塍中辟，道路四达，人民颇集，可建一县”。

　　《兴义县志》载：“嘉庆二年(1797年)，士民因感普安州判治城黄草坝距普安州路程遥远，考试及赋役不便，推举花流清、曾世耀等人，赴省呈请设县治理。三年三月初七日(1798年4月22日)，清廷诏准云贵总督鄂辉所奏，置兴义县，改隶兴义府……城内有兴隆、白纸、十字、皮匠、田坝等5条街。城外(现场坝中心一带)开辟集市。光绪七年(1881年)九月，市场因火灾全毁，贵州巡抚署拨库银1万两，修筑新城……有杨柳、宣化、川祖、铁匠、兴源、豆芽等6条街……原居住在新老城之间一带的湖南籍与云南籍客商，在公路两侧盖起店铺、作坊、住房，形成湖南街、云南街……”

　　应该说，早期的兴义，应该是一个移民城市;或者说，是大量的外来人口，参与了兴义的城市建设，推动了兴义的发展。当然，时移世易，这些移民的后代，早已成为这个城市的主人，堪称老兴义了。不然，我们就无法理解，为什么会有云南街、湖南街和川祖街等街名。只能说，当年，大量的云南人、湖南人、四川人，还有江西、广东等地的客商，看好黔滇桂结合部的黄草坝，不可限量的前途，不惜邀朋唤友、成群结队，背井离乡，远道而来，经商办企业，开辟人生的新天地。

　　清朝道光年间，兴义知县陈熙，在《江底官渡记》里写道：“亟思劝谕商民，设立公田，为官渡永远计。乃有江右抚州之民商于兴者，欣然起曰：公田一役，我抚州一郡之民，可独任也。并寓书其乡之商于兴者，亦皆翕然乐从，输将恐后”。

　　从这个记载看，早在清朝中期、甚至早期，仅江西抚州一境，就有不少商人，在兴义经商和从事其它产业，而且人数不少。

　　张锳领衔篡修的《兴义府志》，收录了清朝光绪年间的兴义知府、湖南岳阳人余云焕所写的《湖广会馆碑记》一文。其中写道：“癸未仲春，凡大湖南北在郡之官、商、幕，以及新旧占籍。于斯者，同时毕集，宴饮欢呼，致足乐也。余乃进诸君而语之日：楚为人才薮，湖广属楚地，洞庭衡岳钟其秀，沅芷湘兰挹其芬;自古忠义、理学，历时辈出;晚近以来，侯伯子男，不胜屈指。故吾乡人之散处于外，皆有乡祠。黔南僻处天末，兴郡界滇粵万山中，剧乱二十年。以人迹罕到之地，变为衣冠萃处之庭。酒绿灯红，念故旧，谈山水，益征乡谊之足重。诸君勉乎哉!”

　　从这篇碑记中不难看出，大量的湖南人，在兴义做官、经商、务工，盛况空前，还成立了会馆，经常组织乡友活动，而且经过他们的努力，还使兴义这个“人迹罕到之地，变为衣冠萃处之庭。”

　　良好的商业氛围和地理优势，为兴义后来迅速发展为周边地区的政治、经济、商业和交通中心，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兴义县志·商业》这样介绍：“1937年7月7日，芦沟桥事变爆发，日本侵略军开始陆续侵占我国东北及沿海国土后，外地商人开始来黄草坝设号，本地商人纷纷增资，扩大经营范围。后因国内沿长江一线已经沦陷，购销方向转往广西、云南及法属安南(今越南)，运桐油和走私鸦片外销，购回棉纱及布匹、百货、滇盐、煤油转销。1937—1945年，县城大商号25家，以广东商人苏满朝的同康号最大……还有兴义本地商人朱远锵的鼎新祥、曹龙汉的汉兴祥……”如果没有之前的积累，尤其是长期形成的购买力，抗战期间，社会动荡、民不聊生，兴义的商业，不至于如此繁荣。

　　一座座高楼拔地而起，一条条大街横空出世。随着建成区面积的不断扩大，伴随着共和国铿锵前进的步伐，兴义正在越长越大，长成了黔滇桂三省区结合部的区域中心。但烙印在老兴义人记忆里的那些街巷，注定不会被遗忘。（来源：黔西南日报 作者：文/陶昌武 图/邢贵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