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中华书局印行的《黔滇川旅行记》

　　1638年3月27日，著名大旅行家、地理学家徐霞客，由广西进入贵州，在贵州考察了43天，写下了《黔游日记》，详细地记述了贵州当时的社会风土人情、经济发展等情况。

　　无独有偶，近三百年后的1935年，一个叫薜绍铭的年轻人，沿着当年徐霞客从广西进入贵州的路线行走。他经关岭进入黔西南，到达兴义后，从江底永康桥进入云南，又从云南进入贵州的毕节地区，经过遵义，再从遵义进入四川，后沿长江而下，离开西南地区。

　　薜绍铭在贵州行走，基本上是沿古驿道徒步而行，前后用时二个多月。涉足今天的黔南、贵阳、安顺、黔西南、毕节、遵义，留下了次年由中华书局出版的《黔滇川旅行记》。

　　作为一个外乡人，他笔下当年的贵州，是什么样的状况呢?

　　鸦片流毒遍布贵州

　　鸦片俗称大烟，其母体即人们所熟知的罂粟。罂粟是一种美丽的植物，叶片碧绿，花朵五彩缤纷，茎株婷婷玉立，蒴果高高在上，从它蒴果上提取的汁液加工后即是鸦片。

　　罂粟原产于西亚地区，后传入中国，并有栽种，最初的栽种，纯粹是为了观赏和药用。

　　大旅行家徐霞客在贵定白云山下，看到一片红得似火的罂粟花，大为惊奇，叹为观止。他在游记中写道：“莺粟花殷红，千叶簇，朵甚巨而密，丰艳不减丹药。”在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中，罂粟壳也被列为一种有效的药物。

　　明永乐十年(1413年)贵州建省以后，一直靠外省的“协饷”维持财政，1911年爆发的辛亥革命，结束了清朝的统治，随着清政府的覆亡，贵州的协饷也骤然断绝。由于贵州经济特别落后、加上连年军阀混战，财政极为困难，因此，民国时期贵州的当政者，为了维护其有效统治，解决财政税收极度匮乏的问题，将目光转向了鸦片。

　　在这之前，贵州虽然也有个别地区种罂粟，但规模不大。由于贵州在地理上，属于僻远山区，在气候、土质等方面，具备了栽种鸦片的优越自然条件，加上利益的驱使，统治者直接无视封禁政策，从1919年开始大张旗鼓的种植鸦片，到1938年再次严禁的二十年间，全省的鸦片种植遍山弥谷，贵州成为名副其实的鸦片王国。吸食之风很快蔓延开来，各府各县大烟馆遍地开花，甚至在乡镇和沿途各站口也有。不论平民还是富豪，不沾点鸦片似乎赶不上时髦。

　　薜绍铭在贵州行走期间，多达9次记录了当时鸦片在贵州的泛滥情况。

　　6月20日，他从都匀去贵阳的路上，走到靖道关休息时，看到路边的饭店内，有一个中年男子只顾躺卧在床上吸食鸦片，对地上一个竹筐中哭叫不已的婴儿，置之不理，店中的一个妇女则负责招待客人。

　　6月23日，到达贵阳后，他通过对贵阳及贵州省的商业发展情况调查后发现：鸦片商是所有商业中资本最雄厚的，而规模最大的是“怡兴昌号”，这家商号资本超过百余万元，每年营业获利平均都在50万元以上。

　　当时贵州全省的税收，每年大约有800余万元，其中地丁70万元，盐税附加150余万元，除此之外全靠鸦片税，高达580万元，占全省税收的72.5%。因此说鸦片是贵州全省的生命线，一点都不为过，这种畸形的税收来源，在当时全国各省中，恐怕是绝无仅有的。

　　贵阳被称之为“鸦片城市化”的城市，鸦片在各级政府都是公开的东西，省政府的各厅各科办公室内，常有鸦片灯在床上陈列着，师爷们办公前吞云吐雾一番，办公后还得过一番瘾，让精神兴奋—下。至于真正办公时间，每天都不到两三小时。

　　贵阳全城吸食鸦片的有多少人呢?据当时贵阳公安局提供的数据，登记在册的人数超过7000余人，没有登记的就不好说了，因为就算是不吸食鸦片的人，他们的生活也是直接间接靠鸦片来维持。如果商人没有鸦片，就没有买卖可做，政府机关没有鸦片，税收就没有来源，工作人员就会饿肚子。

　　6月29日，薜绍铭达到安顺后，他在安顺呆了7天的时间，对安顺的社会经济发展情况进行了调查和访谈后发现，安顺的商业繁荣程度超过贵阳，商店资本在10万以上的有20多家，但基本上都是鸦片商。每年由安顺运出外销的鸦片，约在万担(每担千两)以上，占贵州全省出口鸦片三分之一。他不禁感叹：“如果说贵州全省经济是建筑在鸦片上，那么安顺实在是一个主要的金库。”

　　7月7日，在关岭住宿时，条件非常差，是一个黑暗秽污的臭虫跳蚤窝，吃的饭是粗红米，菜是自己准备的。开店的老板是一个十足的鸦片烟鬼，把他们视为一笔奇货可居的好生意，两个人支付了八毛钱无法满足要求，最后又多付了两毛钱，才算了事。

　　7月11日，到达兴仁的巴岭休息时，抬滑竿的脚夫，吸食鸦片以消除疲劳。让薜绍铭感到吃惊的是，在兴义县立中学二年级就读的两个十七八岁的学生在巴岭休息时，也非常熟练地吞云吐雾。他不禁感叹，贵州人吸食鸦片非常普遍，就算是中学生也不例外。

　　8月18日，他到达威宁时发现，威宁城里的人，十之八九是鸦片烟鬼，夜里吞云吐雾，不到十二时后不睡觉，早晨是不到十时以后不起床。

　　8月30日，他到达大定时发现，大定烟民竟占了全县人口半数以上。男子无人不吸鸦片，妇女及十余岁的儿童亦多有烟瘾。城内各机关及学校，鸦片都是公开的东西。县立中学教职员无人不吸鸦片，学生百余人中吸食鸦片者竟然达到六七十人，上课前后教职员学生都得吞云吐雾一番。

　　8月31日，他到达黔西了解到大定这个地方，土地贫瘠，物产大宗是鸦片，和兴义、安顺出产的鸦片相比，质量稍微差一些。大米及包谷的产量很少。

　　在那个时期，对于富商大贾、地主豪绅、政府显要来说，吸鸦片是一种享乐，这些人生活腐化，过着醉生梦死的生活，不少富家子弟堕落成烟鬼，甚至倾家荡产，沦为乞丐;对于劳动群众来说，他们吸上鸦片，源于环境和风气影响，在劳动之余吸上几口，以振奋精神，消除疲劳，加上吸食方便，价钱便宜，又缺医少药，有了病，习惯于吸上几口大烟以解除痛苦，不过这种办法无异于“饮鸠止渴”，久而久之，鸦片不但使他们耗尽了仅有的钱财，而且使他们中毒很深，一个个成了面黄肌瘦、全靠大烟兴奋体力的人，甚至家破人亡。

　　社会处于极度贫困境地

　　旧时，贵州长期被外界认为“天无三日晴，地无三里平，人无三分银”。那么，当时贵州到底穷到那种地步呢?薜绍铭在龙里时，和当时的县长面谈时，记下了如下文字：“人民贫困异常，地方财政尤拮据，县政府及各机关时有断炊之虞。全县最富之户，无百元以上现金之积蓄。有时政府急需款三五百元，全城内竟搜罗不到。而龙里则是当时贵州全省的代表。”

　　8月18日，薜绍铭到达威宁后，看到的景象让人触目惊心，他这样写到：“古人以‘鹑衣百结’来形容人之衣服褛褴者，而威宁人民之衣服褴褛，此‘鹑衣百结’四个字连一半也形容不出，因其衣服非百结，乃系千结万结。普通人一件衣服是穿终身，或穿数辈，最先是一件单衣，破一洞，加一补，以至补到几十层，有布片，有麻片，形形色色，冬夏全是此一件，昼夜仍是此一件。而此衣服尚不能普及于每一人，尚有多人穿草衣。儿童十五六岁以下，终年是赤着身，有太阳时，晒太阳取暖，无太阳时则藏于草中，女孩十五六岁时，仍多无破裤可穿，仅用麻片以遮身。此非少数者，普通大约都是如此。”

　　当时人们极贫境地，对于今天的我们是无法想像的。

　　由于社会的普遍穷困，在贵州行走期间，让他最为头疼的是吃饭问题。

　　6月20日他从都匀出发到贵阳，在沙坝一个小饭店内吃早餐，吃的菜是淡煮豆芽蒜头，没有任何油水，在另外一个碗内放有盐巴一块，吃菜时用筷子将菜夹了，向盐巴上蘸一下，使菜带上一点咸味，而这种待遇，还不是一般普通人所能享受的。

　　8月15日，在从宣威至威宁的路上，走到中午时分，肚子饿了，问遍路边的居民，只有一家有冷包谷饭半锅。

　　在可渡时，有居民约二十户，买不到大米，因为当地老百姓吃的全部是包谷。

　　在到达金斗铺时，店主是一个老媪，有二子一媳。长子新亡，媳寡居，养一子，约二岁。一家衣服均褴褛破露，且龌龊异常。室内有一火炕，内烧有芋头，此一家数口，一日两餐，全为此物。和老媪谈起话来，问以“你们除了吃芋头外还吃些什么?”她答道：“还吃荞粑。”又问她“吃米不呢?”她冷笑说道：“唉呀，不用说我们家没米吃，就是我们这里的好户人家，除过新年时候吃—两顿米饭外，平时也都是芋头、荞粑。此地人民生活状况，老媪这几句话已是全盘道出了。”

　　在初秋时节他们抵达威宁，因为天气比较冷，但又只携带了毛毯两条，晚上无法御寒。就想让教育局的老勤务代为到街上去租棉被两条。问遍全县街上，就算出再多的钱也无法租到棉被，因为有棉被的人家很少。最后才从局长家里拿来一条棉被，既小且薄，但老勤务说：“这棉被是局长在省里上学时所做，现在拿了来，局长就没有盖的了。”

　　明代谪居贵州的王阳明，对贵州的交通曾有“连峰际天兮，飞鸟不通”之叹。薜绍铭在贵州境内的旅途，除了从龙里到贵阳、从贵阳到安顺、遵义到重庆少数路段乘坐汽车、从安顺到兴义、从兴义到江底坐滑竿外，基本上以步行为主。这并不是最大的挑战，最大的挑战在于土匪横行，威胁到外出人们的安全。

　　7月11日，他在从巴铃到兴仁途中，就被告知“不时有匪徒杀人越货，”比如有一位姓蔡的老头，在巴铃已经停留四五天了，等不到马帮不敢前进。他们在当天下午三时抵达兴仁住店时，店主问他们，是否跟随马帮一起来的，他们回答“不是”，店主连连摇头咋舌说：“真乃好运气，这些时不随马帮走路，没有不出岔子的。”

　　7月12日，他从兴仁到兴义的这段行程中，也被告知：“不随马帮是万万走不得，特别是到万屯的一段路。”早上他们决定冒险上路，但同行的蔡老头无论如何只是说：“没有枪护送，万万走不得。”

　　走到交那西南山谷中，荒凉无一人，即鸦雀声亦无。行约十里，忽听远山上有唔唔的人呼声，脚夫老陈吓得面色如土，低声说道：“这声音一定是土匪暗号，这里正是出岔子的地方，不如咱们赶快地折回去罢!”当时他们心内亦忐忑不已，但既行至此，有匪即掉头折返，恐亦来不及，只有仍壮胆前进，乃强作镇定对脚夫说道：“不要害怕，土匪绝对不敢来，这声音一定是放牛人之呼叫，况且就是有土匪他也不能怎么样你们。”

　　于是滑竿不坐了，同脚夫一起加紧脚步向前走，二十里后走至大栗树时，有从南面来的苦力数人在休息，心中稍安。又二十里至万屯，危险地带已安然闯过，大家都长长出了一口气。脚夫老陈说：“先生们真是有菩萨保佑，到黄草坝(兴义)后，应该向菩萨献个大刀头(即猪肉块)才是吧!”

　　抵达万屯后，晚间店主谈道：“从交那来这段路上天天出岔子。昨天有一个人，在离此不远的地方，被土匪砍了几刀，当时没有砍死，还能爬到这里，但到这里时，已经不会说话，肠子从肚中流出来，他用手指沾血在石板上写了个连字就死了。这人是姓连，或是个连长，谁也不知道。后来区公所把尸体掩埋了。先生们走这段路能够平安无事，真乃洪福不浅呢。”

　　8月17日，他这样记述：由倘塘起行，出镇即登山，途中所经全为荒山，不见一人。约三十里至一山坳，路旁矮松林中，突有三人跃出，都是头上裹布，肩荷以枪，我们大惊，知遇匪。但此三人详视我们，而又趑趄不前，大约以为我们是过境之军队或公务人员，不敢贸然下手。我们这时也强作镇定，谈笑前进，对之视若无睹，但心内实在是忐忑不已。向导看外表也不是清白人，好像和这三个人曾合伙做过生意，乃向我们解释道：“他们三人不是棒老二(方言对土匪的称呼)，是打野猪的。”后来他又冷笑着说道：“他们打野猪，只管打野猪，不妨害咱们公事上的人。”

　　当时贵州土匪的构成，主要有穷苦百姓无法生活下去而占山为王，也有因民族矛盾激化无法忍受压迫的少数民族占山为王的，也有官匪勾结，以保护过往商旅为名，收取保护费的。

　　关于贵州教育的评价

　　出于职业习惯，薜绍铭每到一处，除了介绍对当地的风土人情外，对当地的教育发展情况着墨甚多。对于教育发达的地区，他高度评价，比如“都匀教育为黔南各县冠，全县教育经费每年二万余元，有省立中学一所，学生八百余人，县立女子中学一所，学生一百余人，小学全县共二十五所，学生约千余人……苗民子弟近年亦渐多受教育者，在省立都匀中学中，尚有苗生数十人，他们都是着汉衣，习汉文，在同化苗民上，这些受教育的苗民青年，当然是有大大的力量。”“安顺是贵州出人材最多的地方，教育为黔西各县冠。有省立中学一所，县立女子中学一所，小学百余所。”

　　对于兴义教育的发展情况，他这样记述：“教育为盘江八县冠，有县立中学一所，小学百余所。教育经费年约三万元，教员薪金尚不拖欠，在贵州全省中，兴义为教育经费最有办法之县份。”

　　对于贵州教育发展他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认为制约贵州教育发展的主要因素是教育经费不独立，投入严重不足，教员的工作强度很大，待遇窘迫，甚至无法维持生计。

　　比如在贵阳时他这样记述：“每个教员都是担任三个以上学校的功课，每周授课时间，竟有能在三十六小时以上者。原因为教员待遇太低，并且还打折扣。高级中学教员待遇每小时大洋一元，初级中学每小时大洋七角五分，小学每小时大洋二角，但实发都是打六折，月终所能领到的，是六折中的二成。一个教员每周不担任三十六小时以上的功课，就无法维持最低限度的生活。”

　　《黔滇川旅行记》所描绘的黑暗世界，已经一去不复返了。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以来，人民当家作主，在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下，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真可谓“新旧社会两重天”。1978年至今，实行改革开放，把工作重心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上，历经四十多年的发展，2020年贵州将彻底撕掉千百年来“绝对贫困”的标签，人民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们的衣、食、住、行，早已今非昔比。说明共产党好，社会主义好，改革开放好，这就是笔者阅读《黔滇川旅行记》，得到的宝贵启示。（来源：黔西南日报 作者：刘坤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