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地区有一个地区的文化脸谱，一个城市有一个城市的文化根脉，兴义自然也不例外。

　　早在1万年前，兴义就是远古人类生活的美好家园。从考古资料来看，黔西南古人类遗址、遗迹达40多处，兴义不到3000平方公里的国土就有20多处，其密集程度之高是很罕见的。黔西南古人类遗址、遗迹的数量约占全省的三分之一。为什么兴义乃至黔西南会成为远古人类的美好家园?这恐怕与兴义丰富的物产、宜人的气候，喀斯特洞穴能为古人类提供安全保障有很大关系。黔西南地区及周边著名的古人类遗址有顶效猫猫洞遗址、丰都张口洞遗址、龙广观音洞遗址、盘县大洞遗址等等。

　　到了秦汉时期，兴义及黔西南地区成为夜郎文化与滇文化、巴蜀文化、南越文化交融交流的重要区域，黔西南州博物馆馆藏文物中就有以上不同文化类型的青铜器。此外，万屯汉墓群、交乐汉墓群、普安铜鼓山遗址、阿红老坟山古墓群等，也出土了带有本土特色的汉代文物，文物等级之高，体型之大，技艺之精湛冠绝全省。交乐、万屯出土的两架铜车马不仅成为省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也是研究秦汉时期交通工具、铸造技术、用车制度等方面的重要实物。

　　元明时期，国家空前统一，经济贸易活跃，西南地区出海通道有三条：东线为成都、遵义、贵阳、都匀、南宁、广州;中线为昆明、罗平、百色、南宁、广州，西线为昆明、广南、南宁、广州。兴义黄草坝是出海中线的重要节点，昆明至南宁一线被黄草坝中分，在走完一半路程之后，马帮要再次打点歇脚，各色人等要在这里交流沟通，也就是说黄草坝在这一时期是一个“旱码头”。

　　明朝以来，大量的外来作物，如玉米、洋芋、西红柿、南瓜、辣椒等物种先后传入贵州，贵州的石山半石山得到迅速开发，边远山区由狩猎过渡到种植养殖，大量移民涌入黔西南地区，当时外省人称这些地方为黑羊大箐。“改土归流”“兴义置县”等等历史事件，推动了兴义经济文化的发展。

　　19世纪90年代，变法维新思潮蔓延全国，这种思潮主要影响两类地区，一是沿海发达地区，接受西方文化较早，如广东、福建、浙江;另一类是封建传统势力统治比较薄弱的内陆省份，如云南、贵州等，维新人士乃至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志士，这些省份居多。兴义作为大西南出海通道上的“旱码头”，自然有了得风气之先的前提条件。

　　第四座笔山书院的课程设置、教学方式、图书仪器购置等等与传统的书院相比，有了较大的改进。1897年贵州学政严修在贵阳创办经世学堂，贯彻“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原则，对传统的科举人才机制进行变革，共招生40多名，贵阳府录取21名，兴义县录取刘显治、刘显潜、刘显世、李映雪、吕声文等5名，人数之多仅次于贵阳，可以说是兴义教育在贵州学界的第一次辉煌，也是笔山书院与贵州“新学”的无缝对接。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六君子血染北京菜市口，大批维新人士或撤职，或流放，或降级，贵州当政者对新学噤若寒蝉，经世学堂停摆，贵州新学胎死腹中。这时候兴义乡绅刘官礼等人利用兴义学子与堂长雷廷珍的关系，将经世学堂那班人马招聘至笔山书院，笔山书院成为贵州新学避风港，也是贵州新学仅存的一块“试验田”。

　　1905年笔山书院改为兴义高等小学堂，笔山书院的部分学生转入高等小学堂。1906年通省公立中学成立，首届招生52名，兴义高等小学堂选送的13名学子，全部被录取，且成绩优异，人数之多再次震动贵州学界。这可以说是兴义教育在贵州学界的第二次辉煌。

　　其实，笔山书院早已在“废科举，兴学校”之前，注入了若干变革创新的内容，而一旦通省公立中学这类“新学”在贵州雨后春笋般地出现，其它地方的学子还在观望迷茫之际，兴义学子早已扬鞭在先，抢得先机了。他们作了充足的准备，或报考陆军小学，或报考政法学堂，或报考讲武学堂，大都表现出色。他们群星璀璨，头角峥嵘，也就不奇怪了。

　　1905年贵州开始派遣留学生或出洋考察，目的地主要是日本。从1905年至1911年，先后有14名学子留学或外出考察，这在全省县份中也是极高的。

　　由于兴义在试办新学及公派留学生等方面在全省的突出贡献，贵州巡抚林绍年送了“元老壮猷”的金字大匾给刘官礼，奖励他办理新学，知县马桢也获得了贵州巡抚的嘉奖。

　　清末兴义教育在全省的辉煌成就，为民国初年兴义系军阀的形成、崛起准备了大量人才。兴义人才文化素质的提高，不少人具备了与国内一流精英相知相交的基础，在留下了不少佳话的同时，许多人跨上政治舞台，成为显赫一时的风云人物。有人说“贵州民国史，半部兴义人”，一点也不夸张。

　　1925年，赵伯俊创办兴义中学，引进教育部颁布的正规教材，聘请贵阳等地优秀的高等师范毕业生任教。1935年河南济源人薛子中游历西南三省，写出《黔滇川旅行记》(中华书局1936年出版)，在《黔边重地兴义》一节里，对兴义教育作了这样的论述：“教育为盘江八属之冠，有县立中学一所，小学百余所。教育经费年约三万元，教员薪金尚不拖欠，在贵州全省中，兴义为教育经费最有办法之县份”“惟近年因县中出了几位军政要人，一般青年均不甘蠖屈于边陲小县，多出外活动去了”。这些记述反映了兴义20世纪30年代中期兴义县教育经费的保障情况和青年外出学习的盛况。据省教育厅统计，1935年兴义中学实验器材数量、生均图书、在各类大学就读人数在全省名列前茅。这可以说是兴义教育在全省第三次辉煌。

　　抗日战争时期，兴义创办了省立兴义中学和县立兴义中学，蒋秋溪、戴厚基、喻挺荪、花寿全、刘公亮等老师，都是饱学之士，比如蒋秋溪诗文词赋词论诗论均擅长，戴厚基擅长古文等等。兴义中学群英荟萃，教学质量稳居全省前列。

　　据不完全统计，整个民国时期，兴义外出留学人数达29人。

　　新中国成立之后，兴义一中的高考录取率为全省前三甲。1960年毕业47人，38人考入大学本科。当年贵州高校报考人数严重不足，各地动员优秀的高二学生参加高考，兴义一中胡隆芬、郑天碧、曾家齐、朱惠铭、丁胡荣等5人，经批准提前毕业报考，均录取本科院校，其中丁胡荣录取北京师范大学，胡隆芬、郑天碧录取贵阳师范学院，朱惠铭录取贵州工学院，曾家齐录取安顺师范专科学校，传为一时佳话。

　　1996创办的兴义八中，探索变革，走出了一条成功的办学之路，直逼百年老校贵阳一中。一个县城的中学敢与具有巨大生源优势、师资优势、财力优势的省城名校叫板，这是偶然的吗?当然不是。兴义人在历史上就曾多次创造辉煌，或许还有各种文化杂交的优势。

　　据不完全统计，1990年至2010年，名列贵州高考前三名的学生达21人。兴义考取的博士生22人，硕士生52人，外出留学21人。1999年至2016年，仅兴义八中就录取清华56人，录取北大78人。人文历史的丰厚在于人才辈出，而人才辈出的基础在于教育，兴义教育迎来了历史上最灿烂最持久的辉煌!

　　在文化方面，清朝咸同年间，兴义知府孙清彦驻军黄草坝，写就的《学书枝言》乃是填补贵州书论空白的扛鼎之作。孙清彦是晚清云贵著名书画家，他是云南呈贡人，但是其代表作《学书枝言》与兴义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1858年，白旗起义爆发。1862年起义军攻占兴义府城等，知府胡霖澍死于战乱。贵州巡抚田心恕任命孙清彦为兴义知府，府署移设兴义县城。同年11月白旗军攻占兴义县城。1864年清军及地方团练收复兴义县城。兴义县城“三陷三复”，笔山书院停办，师生四散。孙清彦署理兴义知府，流寓兴义高卡、双生、下五屯一带，这一带驻扎着强悍的刘氏团练，白旗军的势力范围仅限于黄草坝周边。在戎马倥偬之余，孙清彦教授笔山书院部分学生书法绘画。孙清彦这期间撰写的《学书枝言》，共6000多字，其在这篇书论末尾谈到著述的动因和用意时说“同治书元壬戌岁次，驻军坝上，盾墨之暇，诸生每诣论书，因议古今笔法妙义，何罄名言?独奈行，无堪证喻者，走笔述此，名曰枝言”。据《贵阳孙氏家谱》中孙清彦年谱记载，同治十二年(1873)，孙清彦由安顺知府署理郎岱厅同知，加道员衔调贵阳。回贵阳之前，应兴义乡绅刘官礼邀请，再次到兴义文昌宫笔山书院书写《学书枝言》，刻碑四通，立于文昌宫笔山书院内，供诸生观摩欣赏，成为书院的“镇院之宝”。《学书枝言》及碑刻是兴义历史文化的重器。《学书枝言》残碑发现后，兴义民族师范学院熊洪斌教授通过几年的整理、研究，撰写了25万字的《学书枝言碑解说》，出版后在贵州书法界引起巨大反响。《学书枝言碑》是书法理论与书法作品的完美结合，被誉为“山泽遗珠”。《学书枝言》从书法的源流、用笔、选墨、选贴、布局等诸多方面，作了精妙的阐述。贵州著名书法家姜澄清教授在序言中称“文珎(音珍)每藏边土，《枝言》之复出，即可重证也”。2020年熊洪斌教授根据残碑上字体的大小，字体风格，推断碑的形制，重书《学书枝言》碑，四通碑立于笔山书院旧址，参观学习者络绎不绝，使百年文脉得以贯通，做了一件功德无量的地方文化好事善事。

　　另一个享誉全省的文化成就，是20世纪四五十年代，蒋秋溪撰写的《蘧庐辞说》《蘧庐诗话》《蘧庐文賸》，他是兴义古典文学的集大成者，诗词歌赋，诗学词学，散文书法，无不精通，尤以词话诗话独步贵州。

　　众所周知，诗话本是文化发达地区饱学之士深入思考的结晶，这不仅需要大量的阅读，还需要反复揣摩，才能从理论上进行观照。袁枚的《随园诗话》、王国维的《人间词话》等等，莫不如此。兴义地处边远，文化欠发达。蒋秋溪撰写诗话，真真是个奇迹!其探索古诗词的音律，评点文学史上各流派的得失，见解之精辟，比肩国内一流诗话并不逊色，应了那句“自古雄文出边陲”的老话。能写古体诗的人很少，能写好古体诗的人更少。写作之后能将创作心得升华为理论，更是凤毛麟角。《蘧庐诗话》保留了兴义古典诗歌乃至贵州古典诗歌的许多作品，非常珍贵。他的点评及比较分析，对鉴赏这些诗有很好的作用。《蘧庐辞说》《蘧庐诗话》约3万字，有很高的学术价值，视为全省一流词学诗学著作当之无愧。

　　来源：黔西南日报 作者：王仕学